档案科那边按程序稳住之后，第六天早上，信到了。
六月四日上午九点，内勤从收发室取回当天的公文流转件，中间夹着一封平信。信封是最普通的白色信封，邮戳是城西支局，本市互寄。收件地址写的是第七处的对外信箱，收件人两个字：老金。
寄信人栏，一个字没有。信封正面右上角，用铅笔写了一个编号：00。
十年一百三十二封信，寄件人栏一百三十二个假名。这一封，假名也不要了，只留编号。编号是档案员体系的排位，00排在一之前。
信在会议室拆开。一张信纸，钢笔字，竖排，一共三行：
“老金，欠的账该还了。”
“我的名字，你叫过十年。”
“什么时候来对账，你定。”
没有落款。不需要落款。
何广坤把信纸和宋一鸣十年前的工作汇报原件放在一起比对。字迹一致，不是相似，是一致：同样的藏锋起笔，同样的外露收锋，连“金”字最后一横的顿笔位置都一样。十年前写汇报的人，和今天写信的人，是同一只手。而且这只手没有做任何伪装。皮影子传信用三折纸、留暗记，那是江湖的规矩；这封信直接寄进公安的信箱，寄给一个在职民警，字迹原样。
陈拾在白板上写下一行字：他知道我们在看。
十一点，合法性评估开始。
问题是现成的：证据链到哪一步了。何广坤把现有物证列在白板左侧：附议签原件，证明宋一鸣大火后十日尚在人世；齿模比对P159，百分之八十七，同源加一次补牙；树脂批号，锁到机关医务室；排班表交叉，锁到档案科在职名单；批文P158，骑缝缺章、第二页后配；热力图P157，三公里圈、清明峰值；一百三十二封信，一百三十二个假名，信本身在案。
列完再看，链条的每一环都指向同一个人，但没有一环是直接证据。附议签只能证明他活着，不能证明他做了后面任何一件事。批文换页没有指纹，没有证人。热力图是统计，不是目击。信是平信，寄件人栏空白，邮票是机贴，城西支局的柜台监控只保留三十天。
而对面那个人，管着全案的档案。
会议室安静了一会儿。有人提报上级，走大案程序，全案上会。也有人算另一笔账：一报上去，案子归专案组，第七处靠边，宋一鸣十年布的局，对局的窗口就换人接手了。还有一笔更硬的账：报上去的卷宗要走档案归档，归档系统在谁的机房里跑着，屋里的人都清楚。
老金全程没说话。他把00信翻来覆去看了三遍，看的是纸，不是字。
下午三点，陈拾把方案摆上桌。
方案的名字写在白板正中：引蛇出洞，制度化。
他讲得很慢。引蛇出洞不等于钓鱼，钓鱼是设饵诱人犯错，合法性和证据效力都有问题；制度化是另一回事——宋一鸣的每一步行为，只要落在阳光下的，全部记录在案。他在档案科上班，考勤在案；他去医务室补牙，就诊记录在案；他寄信，信在案；他清明回城，交寄记录在案。不设局，不递话，不做任何诱导，只把他自己走出来的每一步，合法地、完整地、按程序地固定下来。
“他要见老金，我们不拦。”陈拾说，“见面的时间、地点、在场人，全部按程序报备。他说的每一句可以记录的话，都记录。他要是十年只做了档案员的事，这些记录最后保护他；他要是做过别的，这些记录迟早钉住他。”
老金抬了一下头。“他要是来找我呢？”
“那就见。带记录员，公开见。”陈拾说，“他信里写了，时间你定。这说明他不急，也不打算跑。”
晚八点，表决。
全组五人到齐，陈拾、老金、何广坤、苏眠、周芸。表决两项：第一，全案暂不上报，以第七处在办协查名义继续，同时向处长单线报备，留个人担责；第二，对宋一鸣已知的合法活动范围，建立常态化记录，全部走现有系统，不开任何非法口子。
第一项，五票通过。第二项，四票通过，苏眠弃票。她弃票的理由写在便签上，压在桌面：排班表交叉那一步，已经用过公示栏的扫描件，再往前一步，边线在哪里，她说不清。
表决完，白板拍照，会议记录打印。记录末尾是决议事项和签名页，五个人挨个签。
签完名，都以为散会了。老金把笔放下，没起身，让内勤把会议记录拿回来，在末尾决议下面的空白处，自己又添了一行字。
他写得很慢，写完把记录推回桌子中间。
那行字是：“报可以，但给我留他一条改的路。”
屋里没人接话。老金解释了一句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抓他，证据不够；够的那天，人也就废了。信里他说还账，不是喊话。他十年没出那个圈，年年清明回来——跑的人不回来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对账对完，账要是能清，人得有地方去。自首、立功、退赔，条条都在法里写着。你们把路修到门口，最后一步，我来叫他走。”
陈拾看了那行字很久，在会议记录的经办栏签了字，把记录归档。
编号P162，卷名一栏填的是：00信。
夜里十一点，各组散了。常规化记录的第一个点位设在档案科外的老楼三层，用的是楼内既有的门禁日志，报备手续十点办完。陈拾路过值班室，内勤把当天的收发登记递给他签字。
登记簿翻到下一页，收发室刚刚录入了一条新的到件记录：平信一封，城西支局，今天下午交寄。
收件人一栏，第一次写着两个字。
苏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