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眠那封信，第二天上午先走了程序。
信没有进会议室，先进了证物袋。按规矩，寄给办案人员个人的涉案邮件，拆封要本人申请加带队人批准。苏眠在申请表上签了字，陈拾批了，但当着全组的面，她把申请表又要了回去，撕了。
撕完她说了入组以来最长的一句话：“信是写给我的。他要是在信里说给全组听的话，会寄到信箱。寄给我一个人，就是要我一个人看。我看完了，能讲的我都讲。现在不看，是因为我还没想好怎么讲。”
信原样封存，编号入副卷。陈拾没催。
六月六日，合法记录的第一个完整工作日开始。
凌晨五点，陈拾和何广坤到了监控点。点位不在车里，在老楼对面二层的值班室，报备手续前一天办完，用的是楼内既有的两台市政在用监控加一份门禁日志调阅权限。不开机器，不架设备，看的是系统里本来就有的东西。
五点到七点，街面无事。
七点四十分，档案科的后门开了。宋一鸣到岗。
打卡机显示的到岗时间是七点四十一分。档案科的正常上班时间是八点半，科室规定八点一刻开门。他天天早到，不是这一天，调阅权限放开之后，何广坤把门禁日志倒拉了三年：三年里七百多个工作日，宋一鸣的到岗时间稳定在七点四十到七点五十之间，误差不超过十分钟。周日不休息，节假日有值班就到，没有值班也来，门禁记录显示他年三十来过一次，待了两小时。
苏眠把三年的打卡记录做成曲线贴在白板上，曲线平得像一把尺子。
八点三十分，档案科开窗通风。监控画面里，宋一鸣在窗内的位置出现，浇了一盆花，浇完从窗框里退了出去。上午他做了什么，监控拍不到室内，但楼内调阅系统有另一份记录：档案借阅台账。当天上午，档案科处理借阅单七笔，四笔是分局的旧案调档，三笔是内部文书归档，每一笔的经手人栏都有他的电子签名，时间戳连续，没有一笔出格。
中午十二点，他下班。老楼后街往东，步行六百米，一家面馆。监控拍到他进去，二十六分钟后出来，手里多了一小包东西，茶叶店的塑料袋。面馆隔壁是茶叶店。老金改茶戒酒之后提过一句，宋一鸣在的时候，处里喝的茶都是他配的。袋子进了他随身的布包。
下午一点十分，返回岗位。下午无外出，借阅台账照常。
五点三十分，下班。没有加班。他沿原路回去，途中在巷口的水果摊买了六个桃，步行离开监控覆盖范围。画面到此为止。
一整天的记录，读下来没有一处异常。到岗、借阅、午饭、买茶、下班，一个档案科科长的标准日常。何广坤把全天记录看完，说了一句：“他没躲。镜头拍着，他照样买茶。”
陈拾没接这句。他在白板上画线。
画的是时间线。三年打卡曲线里有一个规律，他盯了一个下午：宋一鸣的到岗时间稳定，但下班之后的门禁记录里，另有一个人。档案科后门的门禁，凌晨时段有刷卡记录，卡号是档案科内部的值班卡，三年里出现过二百多次，全部集中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，刷卡进、四十分钟内刷出。
卡是值班卡，登记在册的持卡人是科室轮值名单。何广坤把轮值名单和刷卡日期交叉，轮到值班的日子，卡未必刷；没轮到的日子，卡照刷。二百多次里，一百七十多次刷在无人值班的日子。
刷卡的时段是凌晨。提前到岗是早晨。两件事中间，隔着一段没有记录的时间：晚上下班到凌晨刷卡之间，他在哪里，门禁不知道，监控不全知道。老楼周边的在用监控覆盖到巷口为止，从巷口往里那一条老巷，没有点位。三年前补装监控的时候，那条巷子因为不在市政道路序列里，没进加装名单。
下午三点，陈拾让人做路线测算。
测算用的是地图测距，不跟人。从宋一鸣监控画面消失的巷口，到纺织厂旧址大门，步行距离一公里四百米，按中年人的步速算十六到十八分钟，按老年人的步速算二十分钟出头。再从旧址回到档案科后门，步行距离一公里三百米，时间相近。
晚上七点，何广坤把测算结果和打卡数据叠在一张表上，推出了当天的最后一栏。
宋一鸣到岗是七点四十一分。地铁首班进站是七点二十分，公交到站是七点三十五分，两条线都在监控里，画面里没有他。他每天到岗前那一段，监控的最后捕获点在巷口，时间是七点二十一分。
从七点二十一分到七点四十一分，二十分钟。
从巷口步行到纺织厂旧址，单程，十六到十八分钟。
测算表做完，会议室只剩陈拾和何广坤两个人。陈拾把表看了很久，在表的末尾添了一行备注，念了出来：“他每天用二十分钟，回一趟家。”
何广坤没问哪个方向。测算表上只标了单向距离，没标方向，天亮之前的路，监控没有一帧。作息表归档，编号P163。
夜里九点，监控点收工。值班室的屏幕上，老楼的画面一切照旧。档案科后门那条巷子沉在两台监控的覆盖缝里，巷口的路灯十点整熄了半排。
巷子往里第三户，院墙上新压着一道搭手的蹭痕，蹭痕下面的地面是湿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