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交单上预先填好的两个名字，第二天上午核出了填写的日期，落款栏的日期不是三个月前，是七天前。
七天前，档案室还没有起火。也就是说，底册的移交在他们提出调阅申请之前就安排好了，申请走的每一步流程，落进的都是摆好的盘子。填单人一栏签的是医院档案管理员的名字，字迹比对送去鉴定的当天，管理员的考勤记录也调了出来：填单那天，管理员休班。
填单的手，另有其人。
这是六月二十三日早上的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才是那封“换赌注”的信。
信夜里已经过了全套流程，上午九点，会议室开封宣读。信纸崭新，竖排钢笔字，还是那两句，一句没改：
“她不收我纽扣。看来这场游戏，要换赌注了。”
苏眠把这句逐字抄上白板，“她”字底下画了一道线。寄来的那枚真纽扣，昨天何广坤查过了：白衬衫，四孔，锁明线，成衣厂的批货，和目标牌信素描里画的是同一种。纽扣的投递对象，信封收件人写的是第七处全组，可信里这个“她”，白板上没有第二个人选，苏眠收的信，点的是苏眠的名。
“她不收我纽扣”，断代卷的规矩，纽扣是席位，收下纽扣等于认账。苏眠没有认。回溯那枚纽扣、公布侧写室布防、把目标牌信入副卷，这一串动作在档案员的账上记的是同一笔：这个收信人拒收席位。
拒收的人不能用作赌注。所以要换。
十一点，草案研读。
信封里不止信纸。分层检验的时候，夹层里起出第二张纸，对折，比信纸厚，展开是一份手写的规则草案。标题三个字：对赌局。
条款一共五条。第一条，赌题：三十年前城西纺织厂女尸案，即断代卷断代的起点、宋母之死。第二条，期限：三十日，自草案送达之日起算。第三条，答题人：第七处，限在职人员，可以查一切，可以动用一切。第四条，判卷：破案标准为查明真凶、取得实证、进入诉讼程序。第五条，赌注：第九批档案。
前四条逐条过了。案是死案，三十年无实证，卷宗四箱，历代三次重启三次搁置，最近一次搁置是十二年前。三十日破三十年悬案，这一条没有讨价的余地。判卷标准卡在“进入诉讼程序”，不是查明白，是办成铁案。
第五条单独研读了一个小时。
“第九批档案”五个字，全机关的档案批次编号里查不到对应。档案口的批次编号，历年公开的到第八批为止。第九批不在任何登记里，可草案把它写成了赌注，写得像一个已知的存量。
何广坤把档案口老编号M-01到M-23的卷宗调了一遍。第八批的归档时间是十一年前，归档人是档案科。第八批之后，编号序列在册面上终止。草案的手写到了第九批，等于写下了下一个不存在的编号。
这批档案在哪儿、有多少、装着什么，草案里一个字没有。
下午三点，表决。
老金主持，程序走的处务会。议程一项：是否应赌。应赌，意味着三十日内把一个死了三十年的案子办成铁案；不应赌，意味着草案搁置，底册后天照常移交，移交单上填的名字还是那两个，填单人的手笔没有收回的意思。
表决前的意见只有两条。郑重问的是期限的计算方式，从送达日起算，今天是第一天，答了。苏眠问的是另一件事：“不应赌，他会停吗。”这个问题没人答，也没有人试图答。
举手。全票。
应赌的决定写进处务会记录，草案原件拍照归档，编号P171，卷名：对赌草案。三十日的倒计时牌挂上了会议室的白板墙，第一天。
晚上九点，裱框。
苏眠把目标牌信的复印件送去裱了框，挂在自己工位侧面的隔板上。原件还在副卷柜里，挂出来的是复制件，框的右下角贴了一张标签，手写的：通行证。
有人路过问了标签的意思。苏眠答：“这是我拿到的第一张通行证。他点名点我，点名的信裱起来，他认我这个对手，我收下了。拒收他的席位，收他的通行证，两回事。”
隔板上的框正对着门，进侧写室的人第一眼都能看见。
晚十一点，天台。
六月十七那晚没喝完的两罐汽水，一直搁在天台边沿，罐身的水珠干了又凝。陈拾这回买了两罐新的，带上去。苏眠已经在围栏边等着，颈间的钥匙换成了挂绳系紧的打法。
两个人没说什么话。各自开罐，举起来，碰了一下。
碰罐声很轻，天台的风把它带远了。
喝到一半，苏眠把罐子搁在边沿，看着楼下档案科那栋楼的方向。陈拾掏出手机，把草案第五条的照片调出来放大，又看了一遍。
赌注：第九批档案。
第九批不存在于任何登记。可草案的手写得笃定，笃定得像在写一件早就摆在库房里的存量。写这五个字的人，比谁都清楚这批档案在哪儿、装的是什么。他把它押上桌，押的是全组查到底的决心。
何广坤的深夜来电，打断了天台的安静。他的声音隔着风传过来，说的是白天没查完的一件事：草案的纸，和医院移交单的纸，同一批。
两张纸的纤维比对，同一令纸。
医院填单的手和写草案的手，用的是同一令纸。何广坤在电话里补了最后一句，说完就停了：
“我把这一令纸的进货渠道往上追了三级。第三级供货商的收货记录里，这批纸的买家留了单位抬头。抬头的全称——”
风从天台掠过去，罐身在围栏上磕了一声。
“是纺织厂退休职工档案室的旧称。三十年前注销的那个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