殡仪馆大厅的白菊中间，摆着一副白手套。
手套是提前一天送到的，包装没有寄件人，收件人写的是殡仪馆，转“周慧兰女士追悼会会务”。会务组按吊唁物品收了，登记的时候发现规格对不上，追悼会没有安排任何环节需要白手套。第七处的人到场一看就认出来了：那副手套的款式，和规则书里配套寄来的那副一模一样，只有一只，右手。
宋一鸣自己送来的。他要说的意思，摆在大厅正中：档案员不进白事，这一场，他以儿子的身份到。
七月十九日上午九点，吊唁开始。
签到簿上第一个签名不是家属。陈拾签的，姓名后面他添了一行小字：经办人。第二个是老金，第三个是郑重，苏眠、何广坤，第七处能到的都到了，签到簿的前三页，写满了这个单位的名字。签到簿的末页空着，留给“其余社会人士”，一上午，那一页收到的三个签名里，有一个是“陈志国”。
字迹和看守所释放登记上的笔迹比对，是同一个人。人到过，人没露面，签到之后从侧门走了。布控的记录写着他的去向：出殡仪馆，步行到公交站，上了去城西的车，中途下车，进了老纺织厂家属区。那片家属区，正是陈建章档案里最后的落脚地。
残党的案子里，回收站老板一伙七人全部归案，检察院对主犯的批捕当天下来了。卷宗里最后没合上的一项，还是陈建章的下落。而陈志国，这个从看守所消失、又在葬礼上现了半个身的人，他签的到，签在第七处全员之后。
上午十一点，扶灵。
扶灵的位置，家属侧空着一个。宋一鸣站在那里，抬棺的另外三个是殡仪馆的师傅。起棺之前，老金走过来，站到了家属侧的第二个位置。
他没有跟宋一鸣商量，站进去，扶住了杠。起杠之后他说了一句，声音不大，只有抬棺的这几个人听得见：“你妈的案子，是我们俩的起点。三十年前我进第七处，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那条河。搁置是我签的，重启也是我盯着办的。今天这一程，我送。”
宋一鸣抬着杠，没有回头。走完那段路，他只回了一句：“我记着。两笔都记着。”
正午一点，祭文。
追悼的流程走到家属致辞，宋一鸣走上台。他穿的还是白衬衫，没戴手套，左手一页折起来的纸。全场安静下来，纸展开，所有人都看见那页纸上只有一行字。
他念了，声音很平，平得和他在出租屋给布控人员开门时一个声调：
“妈，案子破了。”
念完，鞠躬，下台。台下的老金站着没动，苏眠别过脸去，陈拾盯着那页纸看了两秒。纸的正面对着全场，字是钢笔的。纸翻过来扣在灵前的那一刻，陈拾看见纸的背面朝上，背面有字，铅笔的，很淡，隔着两排座位看不清。
流程继续。遗体告别，火化，全程没有第二个家属环节。
下午两点，墓园。
下葬的位置在半山，能看见山下的河。宋一鸣捧的盒，落葬，填土。填到一半，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样东西放进了穴里：那只完好的黄铜怀表，他父亲的那只。表没有入穴的登记，他放的时候陈拾就在旁边，没有拦。放完，填土完成。
墓碑立起来，碑上的刻名是周慧兰，立碑人一栏刻的是：子，宋一鸣。
众人散的时候，老金留在最后。他从随身的包里取出一罐茶叶，摆在墓前的台子上，就是宋一鸣退回来的那半罐里的这一罐，他没喝过，罐口的封膜没拆。摆完他站了一会儿，下山了。
下午三点，宋一鸣把那页祭文交给了陈拾。
交的时候他说：“这页纸入卷吧。我妈这辈子没进过档案，最后这一页，让她进一次。正面的字是我写的，背面的字——”他停了一下，“背面的字不是我写的。我拿到这张纸的时候，它就在上面。”
陈拾翻过来。
背面一行铅笔小字，笔画很细，写字的人手上有分寸，没划破纸：
“第九批档案，明天移交。”
没有落款，没有日期，没有地点。技术员当场做了初步检验：铅笔的型号是绘图用的HB，纸面上没有指纹，纸的批号和第七处内部用纸一致——就是处里办公桌上的纸。字迹送去做比对，和档案员历年的笔迹样本、和宋一鸣的样本，全部排除。
写这行字的人，不在第七处已有的任何一份笔迹档案里。
祭文入卷，编号P187，卷名：祭文。铅笔字拍照存证，比对申请当天发了下去，对象扩到了全市在编警务人员的笔迹库。
比对需要时间。晚上七点，第一个回来的是纸的流向：这页纸的批号，对应的是第七处三楼文印室去年领用的那批A4纸，领用登记覆盖三楼全部六个科室。纸从处里流出去，再回到葬礼的祭文上，中间至少经过一双手。
那双手没有登记。
晚八点，宋一鸣出租屋的监听记录里多了一条：座机在晚上七点五十响过一次，无人接听，来电的号码是殡仪馆附近的公用电话。第二天一早，门缝里塞进来一张白纸，和祭文同批的纸，铅笔字，还是那个笔迹，没有落款：
“移交地点：你定的旧址不行了，换我定的。档案库，最底层，十格柜。明晚十点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