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二十日上午九点，市志馆，地下书库。
书库的灯管闪了三下才亮。管理员姓关，七十出头，返聘的，在志馆干了四十多年。听说要查一九五七年的移交卷宗，他没有直接领路，先回管理台翻了一本蓝皮的旧台账，翻了十几分钟，翻到一页，用手指按住了。
按住的那一页登记着：一九五八年四月，公安系统移交卷宗一批，入地方志馆藏，编号段“公-1957”。入藏册数，十一册。
关师傅领着下了地下。书库最里头一排架子，架子的标签是铁皮的，写着“公-1957”。架子上摆着十册，牛皮纸的卷皮，落了灰。第十一册的位置空着，空位上斜插着一张硬纸卡。
陈拾问缺的那一册是什么。关师傅对了台账，缺的是公-1957-3，入藏登记的案由一栏写着：“城南井案，绣鞋。”
卷宗遗失了。关师傅的说法记进了记录：九十年代志馆清过一次库，清库的时候这一册就不在了，账上没销，册上没有，当时的处理是挂“待寻”，挂了三十年。
下午一点，借阅卡。
空位上那张硬纸卡，就是老式的借阅卡，插在卷宗袋上的那种。卡是横版的，正面印着表头：卷宗号、借阅日期、借阅人签名、归还日期。表格是空行，手写的登记填在空行里。
卡正面登了一行卷宗号：公-1957-3。登记栏一共八行，填了七行，空一行。七行签名，七个日期，从一九六三年排到二〇一九年。归还日期一栏，前六行都有字，最后一行，二〇一九年那一行，空着。
卡取下来，装进物证袋。装袋之前，陈拾把卡翻过来，看背面。
背面没有印刷的表格，只有痕迹：卡片右下角，有几道指甲的掐痕，深浅不一，掐痕叠着掐痕，位置集中在指甲盖大的一块。关师傅看了那几道痕，说了一句：“掐得这么久，人在这张卡前头站了不止一小会儿。”
下午四点，遗失时间锁定。
陈拾把七行登记在纸上列成一列，逐行看。前六行的借出日期和归还日期，间隔最长的四十一天，最短的九天。第六行借出于二〇〇四年，归还同年。第七行，借出日期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四日，归还栏空。
公-1957-3的遗失，志馆的清库记录挂“待寻”是在九十年代，账上那一笔对的是册子。借阅卡的第七行给出的是另一条线：二〇一九年三月，这一册被人最后一次借出，之后没有归还记录。
两条线对不齐的地方，关师傅给了一个说法，原话记的：“九十年代清库的时候，架上要是空的，账就该销了。账没销，说明那次清库架上有册子，是后来没的。真没的那一回，多半就是二〇一九年这一回，借出去，没回来，馆里的人抹不开挂账，就拖成了‘待寻’。”这个说法标注了“存疑，无书面佐证”，一并入卷。
陈拾把两行日期圈在一起，说了一句话：“卷会丢，卡不会，借书的人总要还。卷没了，卡还插在原位，插卡的人心里清楚这册回不来了，但卡得留着，账就断不了。”
晚上七点，关师傅的口述。
口述是苏眠问的，问的是历年查这一册的人。关师傅坐在管理台后头想了很久，能记起来的有三条：一条是七十年代，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来抄过卷，抄了三天，抄完把卷还得很齐整；一条是九十年代清库前后，来过一拨人，说是市里组织的旧案排查，登记走的是公函；一条是二〇一九年，也就是第七行那次，来的是一个人，年纪不小，一个人来的，登记完自己下的地下书库，前后待了一个多钟头，还卷的时候没有，人是空着手上来的，登记簿上那一次的备注栏写着“未还，催办中”。
三条口述全部标注“存疑，馆员单方回忆”。口述之外，关师傅补了一件实物：志馆的借阅底簿，从六十年代到前年，一年一本，码在管理台底下的大木箱里。底簿的字迹是历任管理员的，年份对年份。
晚上八点，底簿和借阅卡并排摊在管理台上。
七行签名和底簿逐年对。对到第七行，二〇一九年那本底簿翻到了三月：三月十四日，借阅人一栏的签名和借阅卡上的同一个，底簿多填了一栏住址。
前六行的签名和底簿也能对上。苏眠把六个名字誊在纸上，誊完抬头，把手里的笔放下了。
她说的是卡上第三行，一九八六年，借出四十一天的那一次。那一行的签名，和第一行一九六三年的签名，字是同一个人的笔迹，隔了二十三年。中间的第二行，一九七四年，签名换了一个人。第四行、第五行，又换了两个人。
七个名字，五种笔迹。苏眠把七行按年代排开，指着卡说了一句话：
“第三代借这卷的人，签名跟第一代是同一个人。一九六三年他来借的时候，是个年轻人。一九八六年他再来，隔了二十三年，签的还是自己的名。两代人用过这册卷，两头是同一个名字。”
剩下的三个名字和两个年份，摊在管理台的灯下：一九七四年一个，二〇〇四年一个，二〇一九年一个。二〇〇四年的那行签名，笔迹压着上一行的印子，起笔的位置很熟，写这个名的时候，写的人对着前面一行看过。
借阅卡当天带回了第七处，入卷，编号P198，卷名：借阅卡。卡上的三处关键信息拍成照片，钉上M史图的白板：井中绣鞋的卷宗，公-1957-3，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四日最后一次借出，未还。
卡上七行签名的笔迹比对，第二天排进了痕检的计划。比对的第一组样本，不出去找，档案科有现成的：历任档案员的档案里，签名页一年一签，五十年攒了几十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