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二十二日上午九点，第七处，痕检室。
借阅卡七行签名的比对，前一天从档案科的历任档案员档案里取样，上午出的结果。取样范围扩大了：不止档案科，全系统历年的干部档案，签名页全调了电子档，一共四百多份。四百多份里，比对认定了三个。
借阅卡第一行和第三行，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八六年那两行，同一个人的笔迹，人名比对出来：周慎行，一九五八年建处时的七人合影里，站在中间偏左的那一个。老金进处的时候带过他六年的师父，就是照片七人里的一个。老金师父的档案上写着：师承，周慎行。
第二行，一九七四年：签名的是周慎行的徒弟，姓名查实，档案上写着本人已故，卒于九六年。
第四行，二〇〇四年：金满堂。
三个名字誊在白板上的时候，老金就站在白板旁边。他看着自己的名字看了很久，说了一句：“〇四年那次，我记得借的是一本旧卷。借阅的事我办的，办的时候我不知道前头谁借过，馆里也没人告诉我。我借我的，看完了就还了。今天才知道，我师父借过，我师祖也借过。”
上午十一点，间隔规律。
陈拾把七行登记按年代排开，画了一条线：一九六三年，周慎行，借出九天；一九七四年，其徒弟，借出四十一天；一九八六年，周慎行，借出四十一天；二〇〇四年，金满堂，借出九天；二〇一九年，无名，未还。
中间的五、六两行经查是志馆内部人员和一次公函借阅，与案无关，从线上摘了出去。剩下的四行排成一条线，线的两端夹着五十六年。
苏眠算的是借阅的年份间隔。周慎行第一次借卷，是一九六三年，离案发六年；第二次一九八六年，隔二十三年；老金借，二〇〇四年，隔十八年；二〇一九年那一行，隔十五年。四次借阅，没有一次是案子有新动静的时候，全是各人自发的。
陈拾看这条线，说了一句：“每一代人都在查同一个案子，前后五十六年，中间没有交接，没有通信，彼此不知道。三代人，各自走到了一个地方，停下来，还了卷。”
停在哪，是下午的事。
下午一点，查“停在哪”。办法只有一个：问还活着的那一棒。老金在会议室坐下来，〇四年那九天，他一天一天回忆，回忆出来的东西记进了笔录：
第一天到第三天，他把公-1957-3从头翻到尾，做了摘录。第四天开始查案里提到的城南枯井，井的位置他去了现场，井早填了，起了楼。第五、六天查当年的报案人，查到一个人，人已故，后人迁走了。第七天查遗留物绣鞋的下落，档案记载移交了物证库，物证库里没有，登记断了线。第八天他给当时的处里写了一份重启建议。第九天，建议被退回，批注四个字：“证据不足”。卷还了，这一棒停笔。
老金说：“我停的地方是绣鞋的下落。物证库里查不到鞋，线索断在库门口。”
下午两点，比其余两棒。
周慎行师徒的查案记录没有成卷的材料，能比的是间接的东西：周慎行徒弟的个人遗物，九六年家属捐给了单位，捐的东西里有一箱工作笔记，编号入库，一直在档案科没动过。箱子当天下午调出来，笔记一共十七本。一九七四年前后的两本翻出来，里面有一段关于井案的摘抄，摘抄的末页记着一行：“至此无法再进，物之下落不明，交来者。”
周慎行本人一九八六年那一次，没有笔记留档。留档的是另一处：他的退休体检表后面钉着一页他手写的“未了事项清单”，清单列了四件，第三件写着：“井案物证去向，查两回，查无，存疑。”
三代的停笔点，笔录、笔记、清单，三份材料摊在桌上：三棒，停的是同一个地方，绣鞋的下落，物证库里没有。
陈拾把三个停笔点在白板的线上各画一个点，三个点落在同一个位置。他说：“每代人都查到了物证库门口，门口过不去，停笔，还卷。一九六三年他停在这，一九七四年徒弟停在这，二〇〇四年老金停在这。五十六年，一代人换一代人，墙还是那堵墙。”
接力图拍照入卷，编号P199，卷名：接力。白板上那条线没有擦，留作案情图。
下午四点，提审室。
去提审的理由写在申请上：验证。P197的规则第二条，宋一鸣讲的每一段要可验证；反过来，查到的东西也需要他验证真伪。申请批了，检方书记员还是小吴。
宋一鸣进了提审室，接力图的照片已经摆在了桌上。他坐下来，照片看了一分钟，看的时候一句话没有。
陈拾说：“借阅卡上的三代人，查实了。周慎行，徒弟，老金。三棒，停在同一个地方，物证库里查不到绣鞋。你说的‘自家人’，是这三个人。验证一下，我们查得对不对。”
宋一鸣把照片推回去一寸，笑了。他笑的时间不长，笑完说：“对了一半。自家人对，停笔的地方对。你们查到的那堵墙，你们只看见了墙，没看见墙上的门。”
陈拾问：“门在哪。”
宋一鸣说：“这一段按规则，要验证再讲。你们回去做一件事：公-1957-3这一册，入藏的时候是一册，册里有多少页，志馆的入藏登记上有页数。对一下你们手里关于这一册的每一份记载，看页数对不对得上。对不上，少的是第几页，回来问我。”
提审结束。回来的路上，苏眠打电话给关师傅，关师傅翻出老账：公-1957-3入藏登记，页数一栏，四十二页。
晚上七点，第七处。
四十二页这个数，能对的记载有三处。老金〇四年的摘录笔记，笔记里他记了一行“全卷四十二页，缺第九页”，这一行他自己当时用铅笔打了问号；周慎行徒弟一九七四年的摘抄，末页记着“卷宗四十二页，实存四十一”；志馆九十年代清库的账面，写的是“公-1957-3，四十一页，待寻”。
三处记载，两处写着缺页，缺的都是第九页。
会议室里，茶壶就摆在老金手边。苏眠把三处记载念完，“第九页”三个字出口的时候，老金手里的茶盖落回壶口，磕了一声，响得比平时重。
他的茶盖掀开又盖上，隔了几秒才说话：“我〇四年打问号的那一行，问的就是这个。第九页，我当时翻遍了全卷，页码跳着走，八完了是十。我以为装订错了，记了一笔，打了问号，建议退回来，问号也跟着埋了。二十二年。”
晚上九点，三处页数记载连同接力图，一起钉上白板。线的末端，原来空着的位置，添了一格：第四棒，陈拾，在查。
第四棒要做的第一件事定下来了：第九页。谁抽的、什么时候抽的、上面写的什么，三问全空。
晚上十点，提审预约单递了出去。单子走程序要一天，批复没下来之前，宋一鸣那一头有一句已经记在卷里的话，是他验证那一段的末尾、书记员的笔没有停时多记下来的，原话入卷：
“每一代都在同一页停笔，你们要不要看看第九页写了什么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