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三十日上午九点，第七处。
社保卡的刷卡记录是昨晚最后一条线索，追它从药店开始。三院老楼对面的那家药店开了三十多年，收款台账新旧两套。刷卡的那一笔查到的是药名：一瓶处方药，治心脏的，按月一瓶的量。刷卡记录往前倒，倒出一条规律：这张卡每个月刷一次，刷了六年，月份连着，一次没断。
刷卡人药店老板娘见过，原话记的：“一个老头，话少，拿药就走，钱从来不欠。他那个卡是老卡，机器老读不出来，得手输卡号，卡号我背下来了。”背下来的卡号和社保系统回函上的卡号，一致。
老头的去向，药店门口的探头拍过一回。画面的截图送了识别：人往三院后巷的方向走。后巷通的是三院的旧宿舍区，八十年代的老楼，住户登记上有一户是空挂，户主姓名栏的字迹早褪了，登记的迁入年份，一九八二。
上午十一点，锁身份。
空挂户的原始迁入登记从派出所的老底档里调了出来。迁入人申报的原籍姓名，三个字。这三个字进户籍库一查，查到的是一份死亡登记：同名同姓的人，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死亡，死因溺亡，殡葬注销齐全，有坟。
同一个人，两个档。死亡库里他死在一九七九年三月，户籍库里他一九八二年迁进三院宿舍，空挂至今。卡二复苏登记上那个“溺亡复苏、自行离院”的人，名下无名，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活，用的是别人的名字：顶的就是那个一九七九年登记死亡的溺亡者。
顶来的身份，正是自己“死”掉的那个身份。
下午一点，手法排比。
排比的另一方，是何广坤上午从档案科的旧底档里筛出来的。筛的条件照着卡二的手法写：死亡登记在册、事后人口活动痕迹存疑、年代在卡片体系早期。筛出来一案，一九六二年，市郊水塘溺亡案：死者当月下葬，三十年后的一九九二年，殡葬迁移合坟的时候，坟里起出的骸骨经鉴定不是登记的那个人。当年怎么结的案，底档上没有，只有核查记录一页，末行手写注着：“手法与卷宗所载不符，另行归档。”另行归档的卷宗，编号空缺。
两案并排上白板。何广坤做排比表，一张纸两栏，左右对照：
左栏，一九六二年：溺亡登记，下葬，后起骨鉴定不符，死者身份被人长期占用。右栏，一九七九年：溺亡登记，太平间调包，复苏登记缺页口，死者身份被人从空挂户一路用到现在。
两栏之外还有第三行，两案共有：死亡登记办的当日，经手人一栏的字迹，经比对是同一类公文代签的格式，签的是职位，不是人名。左栏的职位是当年的乡文书，右栏的是三院的登记员，两个职位相隔十七年，代签的格式分毫不差，连落款空一行的位置都一样。
苏眠看完排比表，说了一句：“这不是两个案子学了对方。这是一个人教的，教出来的两份作业。”
陈拾在排比墙前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卡片不是悬案索引，是教材。十九张卡，十九份写好的作业。谁破得了，谁就看懂了手法。看懂了手法，才够得着写卡的人。”
下午四点，银行。
排比之后能落地的只有一件事：把那个顶了死人身份的人这三十年在钱的方面留下的轨迹拉出来。账户以死亡登记者的原名开户，老存折，凭证全部走银行的老存根。银行的金库调了一个多小时，调出来的是一沓汇款单存根。
存根一共五百多张。从一九七九年十月起，每月一张，汇出的日期都在每月的上旬，金额早年是五块，八几年涨到十块、十五块，九十年代三十，前些年涨到两百。五百多张存根的边缘，每一张都有一道折痕，折痕的位置在同一个地方，折法是同一种，右手折的。
收款人一栏，五百多张写的不是人名，是单位：城西福利院，原名城西育婴堂。收款的具体经办人，早年的存根上空着，近二十年的写着福利院财务科。
汇款人一栏，五百多张全是一个写法：不是姓名，是编号。编号的格式两个字，头一个字是“井”，后面跟着一个数字。
五百多张存根上，这个数字变过四回。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，井三；一九八六年到二〇〇四年，井七；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九年，井九；二〇二〇年至今，最新一沓存根上，井十一。
晚上八点，存根入卷，编号P203，卷名：存根。五百多张存根的关键页拍照上墙，钉在排比墙的旁边。
晚上九点，对最后一件东西：最新一沓存根的日期。井十一名下的存根，从二〇二〇年起一共三十来张，按月排着，一张不缺。最末一张的汇出日期，是上个月的上旬，汇款的柜面，就是三院老楼对面那条街上的网点。
就在药店刷卡的同一个月，汇款和买药，一个都没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