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月十七日上午九点，第七处。
倒查的名单走了两天，郑重带人把七十三件证物里能对上历史案件的东西，一件一件往回追。追的方式是市场：丢失的证物在案卷里断了，东西却可能在社会上活着。追的第一站是旧货和文物市场，非法流转的证物，末端的出口基本都在这一类市场里。两天里，市场走访带回了一批东西的照片。
照片摊在会议室的长桌上，一共十九件。全是旧物：怀表、玉扣、铜勺、几页纸样。经苏眠逐件鉴定，十九件里有十一件是假的。假的不是年代假，是身份假，东西是真的旧物，但和当年案卷里记录的原物不是同一件。形制一致，分量一致，磨损的位置都一致，只有材质的微观结构对不上。原物是民国银楼出的银怀表，市场里流通的这枚，银层下头是铜胎。
有人在复刻证物。复刻的东西按原案卷的记录做，做旧到位，市场当真货卖。
上午十一点，曲线建模。
十一件复刻品，年代不一样。做旧工艺里能读出年代的指标有好几样：包浆的成层、银层下的氧化、字口的磨损手法。苏眠把十一件复刻品按鉴定读出的制作年代排开，从旧到新，最早的一件，做旧的落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。
精度也量了。复刻品和原物之间，每一个可测项的偏差，逐件折算。排出来的结果是一条线：九十年代末的复刻品，偏差最大，形制对，细节粗；两千年之后的几件，偏差一路收窄；到二〇〇五年前后，收得最窄，几件复刻品的偏差小到接近原物。二〇〇五年之后的复刻品，一件都没有收到过。
中午十二点，两个落点。
最早复刻品的年代，对上了一个年份。查了人事的老档案：宋一鸣入职市局档案口，是一九九八年。复刻品最早出现，和他入职同年。他入职之前，档案口外流的东西，市场上一件都追不到。
二〇〇五年的断裂点，人也对了一遍。档案科那几年的内部名单翻了三遍，和做旧手艺能沾上边的岗位，二〇〇五年前后没有人员变动。手艺的师承断了，不是岗位断了。苏眠看着曲线的末端，说了一句，原话入卷：“手艺到顶就停了，老师不让往下教。曲线上最后一段，二〇〇四到二〇〇五，精度不升反降。做旧的手在老，教出来的徒弟顶不上来，这一行到这一代，收摊了。”
下午四点，练习品。
十一件复刻品之外，郑重在市场的走访里带回来另一路东西。城西的废品站，收旧货的分拣台上有几件被拣出来的“破烂”：几枚做坏的字口、两块做废的表壳、半只烧变形的铜勺。摊主当废铜烂铁收的，按斤称。这几件东西送到了苏眠的台上。
验的结果：都是练习品。做坏的手法，和十一件成品出自同一双手，练习品上的刀口和成品上的刀口，收笔的顿法一致。练习品的年代落点，和精度曲线对得上：九十年代末的练习品，废得多；二〇〇四年前后的，做得已经很像样了，废的少了。手艺的进境，全在废品里排着队。
练习品的数量还给出一个数：按成废比推算，二十多年里，出自这一双手的成品，市场面上流出的只是零头。做出来的大部分东西，没有走市场这条路。
晚上七点，废品站。
城西废品站，外围取证走的工商和公安的联动程序。废品站的执照、收购台账、上游的来货渠道，都调了。站的法人登记在一家资源回收公司的名下，公司名下有三家站，城西是最大的一家。回收公司的股权往上穿了两层，落在一个自然人的名下。
这个自然人的名字，公安的内网里有。涉黑的旧案里出现过，早年一个团伙的头目，刑满释放后经商，名下产业做的是回收、仓储、旧货流通。公司的注册时间是十一年前，注册后的第三年，三家废品站的收购台账里，开始成批出现“旧铜器、旧钟表”的名目，进价是废品价，出价的去向，台账上记的是“整理后转售”。
练习品混在废品里进的站。复刻者做坏的东西，按斤称着卖给了残党头目的产业。收废品的人不知道收的是什么，卖废品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卖的是什么。两头都不知道的东西，台账上一笔一笔走得清清楚楚。
晚上九点，公司档案。
回收公司的工商内档调出来了。内档里夹着一份七年前的增资协议，增资方是另一家公司，公司名字里带一个“藏”字，注册在邻省，法人的信息查不到实人，是一家代持的壳。增资协议的附件里有一页清单，列的是回收公司名下“合作项目”的资产：三家废品站、两处仓储、一处地下的展厅。展厅的地址在城东，产权方是一家拍卖行。
地下展厅，挂在拍卖行名下，回收公司按协议有使用权。协议的落款日期，是七年前的十月。
七年前的十月，正是档案科老楼改造、那台柜子添置进证物库的年份。柜子进库，展厅签约，两件事落在同一个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