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八日上午九点，第七处。
卡七的卷摆在桌上，卷宗封面贴着物证清单的第一项：轿帘，红缎，帘心绣一个“双喜”字。帘子移过来的时候，郑重把宋一鸣的原卡压在卷宗上，卡上批注的字迹还在：“替嫁·1996，新娘的婚礼，别人的丧事。”
读卡开始。卡七的原案，一九九六年秋，城东的婚事。娶亲的花轿进了门，拜堂的新娘在婚礼当天的凌晨“病故”，暴病，郎中的死亡证明开了，时辰卡在卯时。当天下午，婚礼照常办了。
照常办了。卷宗里存着当天的记录：花轿没有回，灵棚没有搭，酒席没有散。原办案单位压了三个月才移交的那部分疑点，第一页第一行写着：死亡证明的开具郎中，三个月前已经注销行医执照。
上午十一点，账单。
婚宴的账单是陈拾要调的。丧事喜办，酒席是硬账，红白事的钱走两条路，账不会说谎。当年承办酒席的饭店还在老城，老字号，九十年代的流水账簿一直留着。协查的手续办到饭店，老师傅把一九九六年九月的账簿抱了出来，翻到初九那一页。
那一页记的是婚宴。定席三十桌，前一天晚上追加了两桌。
追加两桌的日子，是新娘“病故”的当天。
新娘卯时死，酒席当天加两桌。加的两桌，账簿的备注栏写着两个字：“贵客。”
下午三点，贵客。
两桌贵客是谁，账簿不记名，饭店的老师傅却记得人。他记得的原因写在嘴上：“那天怪。主家死了人，办喜事，我们干这行的见得多，不稀奇。稀奇的是那两桌。人来得比拜堂还早，坐得比送客还晚，上菜的间隙不说话，散了不走正门，走的后厨的过道。领头的一个，进门先问了一句后厨有没有后门。三十年我就记住了这一句。”
老师傅的描述记了下来：领头的人中等个，五十上下，进门不脱帽，一只手一直插在大衣兜里，兜是鼓的。
在一旁搭手的老领班加了话：“那两桌的席面和别桌不一样。别桌八个菜，那两桌十二个，多出来的四个菜是我们店不上席的老做法，菜单上没有，单子上写了‘照旧’。做这四个菜的手艺，我们店里只有我师爷会，师爷那天亲手下的厨。师爷收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我给他打的下手，记到今天：‘这桌菜，三十年前城北的一家办过一模一样的。’”
城北的那一家，第七处当晚调了旧档。三十年前城北的同名宴席，卷宗里查到一桩：一九六六年冬，一桩无头案的当事人家里办过一场十二个菜的席，那场席的由头登记的是“谢媒”。谢媒宴，媒人是谁，旧档没有记。
下午五点，婚照。
婚礼照常办，照就照常拍。当年的婚礼照片，原办案单位随卷移交了一册，冲印的照相馆在卷宗的附页里登记着店名：红星照相馆，老城巷口。
红星照相馆还开着。晚上七点，陈拾和苏眠去的。照相馆的老板是第二代，柜子里存着三十年来的底片袋，婚照的底片按年份码在木柜里。一九九六年那一格抽出来，婚照的底片袋在，袋面上写着日期和“喜”字，袋口的封纸没有拆过。
老板把底片袋取出来，说了一句：“这袋底片，当年冲完就没取走。主家交了定金，人再没来。三十年了，滞留的底片我们留着，规矩是留三十年。上个月刚好到年头，还没来得及处理。”
底片当场借出，手续齐了。照相馆的放大机是老机器，还能用。灯灭了，红灯亮，底片夹上去，相纸曝光，显影盘里，婚照一张一张浮出来。
新郎新娘并排站着，喜服，喜字，高堂在上。苏眠看的是新娘的脸，看了很久，说了一句，原话入卷：“新娘的妆很厚。厚到耳根和脖子是两个颜色。这个妆不是喜妆的画法，喜妆不盖这么厚。盖这么厚的，戏台上叫油彩，是遮东西的。”
晚上九点，第三张。
第三张照片是人最多的全家合影。苏眠把这一张单独放进了放大机，倍数调到最大，对准新娘。
新娘的凤冠霞帔，两只手交叠在身前，捧着一个红绸的盖头。放大镜凑上去，新娘的一只手在画面里虚了，曝光的时候动过。另一只手是实的。
实的那只手，苏眠看了半分钟，把放大镜递给陈拾，指着虎口和指节的位置。陈拾看完，说了一句，原话入卷：“死人的婚礼照办——办给谁看？新郎的脸上是笑，笑僵在颧骨上，眼睛没跟上。他站在她旁边，站得比娶亲的礼数远了半尺。新娘的手上，虎口和指节有茧。一九九六年的新娘，城东绸缎庄的独女，针线活出茧该在指腹，提物出茧该在掌根。她手上的茧，两个位置都不在。”
茧的位置照片上看得出形状，看不出行当。苏眠把照片翻拍、封存，编号P236，卷名：卡七。
照片的左下角，照相馆的钢印压着日期。日期的旁边，底片边上的手写编号还剩半个字没被裁掉，是当年照相馆登记的取件号的末位。
老板翻出登记簿对号。对上了，那一页的备注栏里有一行小字，是三十年前店里伙计随手记的：“此件不取，留样。摄影师说：新娘的手，握过方向盘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