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点，第七处。
货运行名册上那个女司机的照片，头天夜里就挂在了白板的左端。她叫林秋。一九九六年之前，她是城北货运行的司机；一九九六年之后，她的名字进了沈家的家谱，成了“暴病卒”的新娘之一。婚照上拜堂的那个人，手是她的手，名字是别人的名字。
四家姻亲的四条“殁”字记载，落在同一只手上。陈拾当天上午把四家的新娘照片全部借调：婚照、定亲照、族里留的小照，一家一张，四张并排贴上白板，编号P238，卷名：四照。
上午十一点，耳垂。
四张照片上是同一张脸吗，先验这个。脸的骨相可以像，妆可以厚，年代久了照片可以糊。苏眠选的比对部位是耳朵。
她把四张照片里新娘的耳垂逐一翻拍放大，贴在白板的下半区，说了一句，原话入卷：“耳朵不会整容。耳垂的形状、和脸颊连接的方式、耳垂上的痣，是长死的。妆盖得住脸，盖不住耳朵。”
四张照片，四只右耳。何广坤量了三遍，比对结论原文入卷：“四照耳垂形态互不相符。甲照耳垂与脸颊粘连，乙照耳垂游离，丙照耳垂粘连且垂上有痣，丁照耳垂游离但偏小。四照非同一人之耳。”
四张脸，四只不一样的耳朵。
陈拾对着白板站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句，原话入卷：“她们是四个人。四家谱上写的名字，是四个新娘家的名字，写‘殁’的时候，死的不是那个名字，是顶着那个名字进门的人。名字是壳，壳用一次换一个。”
下午三点，来路。
四个顶着别人名字进门的新娘，从哪儿来。四家姻亲的聘礼单、媒书、迎亲的礼帖，一册一册翻。迎亲的礼帖上，女方的主婚人一栏，四家写的格式不一样，可是落款的印章，文检出了一份比对意见：四枚主婚人的私章，印文的刀工出自同一枚原章的翻刻，四枚是同一手刻出来的。
女方的主婚人是假的，四个新娘是一路来的。
真新娘的下落另查。四家中最早那家的独女，婚约上的原配，户籍上没有“病故”的记录，婚约解除的文书也没有。人是订婚之后、迎亲之前，从户籍的活动记录里消失的。其余三家的原配，情况相同：订婚，消失，顶名的新娘进门。
四个原配去了哪儿，四家的谱和户籍上都没有下文。
下午五点，孤儿院。
顶名的新娘从哪儿来，媒书是线索。媒书的格式是旧式的，写明女方“教养于”某处。四份媒书的“教养于”一栏，四家的写法不一，全查得出落款：城北济慈堂，收养孤女的堂口，后来改叫济慈福利院。
济慈这个名字第七处不陌生。U22案的卷里就有它，岳峙出生纸之外的收养登记，也出自这个门里。
四个人，一条来路。福利院的收养底册当晚协查调取。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六年的收养记录里，四个名字，四条入册登记，入册的年岁都在十岁上下，父母栏一律空白。四个名字，和四家谱上“殁”掉的新娘名，一个都对不上——四家谱上的名字是夫家取的，进了门就换掉。
底册的背面还有一个细节。收养底册是院长手记的附属，院长的那本手账，福利院的档案室一并移交了。手账是牛皮面的，边角磨得发白，翻开来，前一半是账：捐款、开销、孩子的衣食。后一半换了内容，是“荐工”的记录，哪家要人，送去的是哪个孩子，日期，人名，一笔一笔。
晚上九点，手账。
四条“荐工”的记录，先后找到了。日期对得上四家的婚期，名目栏写的都是“帮佣”或“陪伴小姐”，送去的四个孩子，就是后来顶着新娘名字进门的四个。
四条记录的后面，各画了一个小勾。郑重拿放大镜看那四个勾，看了很久，把四页翻拍下来并排放上桌。
四个勾，勾的墨色不一样。第一条的勾，墨色重，笔画收得慢，末梢有顿笔。第二条淡了些。第三条再淡。第四条的勾，墨色浅得像没蘸够墨，一笔带过去，收笔的地方连个顿都没有。
陈拾看着那四个勾，说了一句，原话入卷：“第一个勾，是下决心。最后一个勾，是顺手。中间隔的那点东西，就叫习惯了。这本账上，孩子是货，勾是出货的单。勾到第四个，连墨都懒得蘸足了。”
手账的后半本还有一页折了角。折角的那一页，日期是三年前的春天。这一页只记了一件事，字迹和前文的“荐工”是同一手：某月某日，接某某家车，送两人，城南公路。
三年前，送两人，公路，车。陈拾把这页翻拍下来，让郑重把三年前城南公路的交通事故档案调出来。档案十分钟后调到，卷宗封面的事由栏：单方事故，车辆坠沟，车内两人，一死一伤。
事故档案里的现场照片附了一沓。第一张照片摊开在桌上：坠沟的车，车门的特写，门边散落的遗物里有一只女式手包。
苏眠盯着那只手包看了几秒，伸手把四照里婚照的翻拍件拉过来，并排放在一起。婚照上，新娘除了捧着盖头，腕上还挂着一只手包，喜服的配包，样式老。两张照片上的包，同款。
事故档案的死者栏里，登记的是一个名字。手账折角页上“送两人”的名字，和死者栏的名字，一个是伤者，另一个对不上，对不上的那个，手账上写着送她去，事故档案里没有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