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十六日上午九点，第七处。
拆衬里的活是何广坤的。物证台上灯调到最亮，白手套，镊子，拆线针，针距尺。大衣平铺，腋下内侧那个线结在放大镜下对准，镊子起针。手缝的针脚一共四十七针，一针一针挑，挑一针，拍一帧，全程录像。四十七针挑完，用了四十分钟。
衬里掀开，六条纸并排躺在两层布中间。纸条一条一条起出，按缝入的顺序编号，拼在台面上。六条纸拼上，是一页完整的名录，纸是修裱用的旧衬纸，字是誊写的馆阁体。
名录封存，编号P240，卷名：名单。
上午十一点，名单现世。
名单的内容当场通读。证人名录的格式，抬头一行：宋案·原始证人。名字一共十九个。十九个名字，每一个名字后面缀着两样东西：籍贯，和一行小注。小注的格式统一，写的是各人的现状，有的写“在”，有的写“殁”，殁的后面注着年份。
十九个名字，注“殁”的十一个。注“在”的八个。八个“在”的里面没有程慧——她的名字在名单上，注的是“殁”，年份写的是三年前。
名单的末尾，另起一行，是一句话。不在名录的格式里，是单独添上去的，墨色比名录的正文深，添写的人蘸的是另一笔墨：
都活着，除非你破不了第十九案。
一句话的下面，落款。落款没有名字，只有日期。日期是公历，写的是明天的日子。
下午两点，针距。
落款的日期是明天。这句话是什么时候缝进衣服里的，先验这个。缝入的时间有两种可能：程慧死前自己缝的，或者她死后别人缝的。针脚会给答案。
何广坤把针距尺压上衬里的针孔。四十七针的针距，一针一针量过去，量完，又把大衣原厂明线的针距量了一遍，报了数：手缝的针距，前二十针，间距偏大，针脚匀中带滞，起针的人手上带着生疏，越缝越慢。后二十七针，间距收小，针脚变匀。
再看线的老化。缝线的棉线，老式的捻法，线的批样和程慧遗物袋里针线包的线是同一轴线。前二十针的线孔，边缘起了毛。后二十七针的线孔是利落的。
衬里的布面上还有一处：腋下那块手缝区域的边缘，压着一道折痕。折痕的方向，是衣物被平放在硬面上、单层掀起一角再放回的压法，不是穿着的人抬臂压出来的。缝入的时候，衣服不在人身上。
何广坤的结论报出来：缝入的手是生手带练的节奏，不是程慧那种做惯了细活的手。缝的时候，衣服是平放的。线的批样虽然同轴，轴线是从她的针线包里拿的。缝的人借了她的工具，用了她的衬纸，缝完了把工具放回了原处。缝入的时间，从针孔边缘的氧化程度看，不出三年；从折痕的新旧看，靠后。比对物证入库的记录，程慧的遗物入库之后，中途出过一次库。
出库的日期，是三年前她死后的第九天。出库的事由登记的是“家属认领遗物”。认领人签的字，文检当晚比对，比对结论原文入卷：“认领签字字迹与宋一鸣笔迹样本一致。”
宋一鸣在遗物出库的当天缝入的名单。缝入的地点，档案里查得到：认领是在装订社的工房办的，工房里有案台。
下午四点，看表。
陈拾把时间线在白板上拉直：三年前，程慧死前托话要交名单，宋一鸣去接，人已经不行了，遗言两个字，衬里。第九天，宋一鸣领出遗物，借她的线，用她修裱剩的衬纸，把她抄的名单拆成六条，缝进她的大衣。缝完，大衣跟着遗物一起，又入了库，一放三年。
三年里，宋一鸣收押。收押之前，他把抄来的那张名单交了。大衣里的这一份，他没有交，也没有拆。他缝进去，又留给了三年后的第七处。
陈拾对着白板说了一句，原话入卷：“他算的不是缝入的日子，是拆开的日子。我们什么时辰发现车祸的线，什么时辰验出衬里，什么时辰坐到这里拆针脚，他三年前就排好了。我们每往前走一步，都是踩在他排好的针脚上。他一直在跟我们对表。”
那句话的墨迹，还没有验。名录的正文和那句话是不是同一只手，文检的结果下午四点半送到：名录的正文，誊写的馆阁体，是程慧的笔迹。末尾添的那一行通牒，落款的日期，不是她的手，也不是宋一鸣的手。第三种笔迹。
宋一鸣缝进去的，是两样东西：她誊的名录，和一句不是他写的通牒。
傍晚六点，看守所。
求证的手续连夜办的。名单的翻拍件带进去，隔着桌推给宋一鸣。
宋一鸣先看的是名录。十九个名字，一个一个看过去，看到程慧的名字，他的手在桌面上停了一下。然后他看到了末尾那行字，看到了落款的日期。
他盯着那个日期看了很久。抬起头的时候，他的脸色变了。收押以来历次提审，他的脸色没有变过，这一次变了。他说了一段话，登记入录音：“名录是她抄的，一笔一笔我都认得。名单是真的，十九个名字，三十年了，死在我前头的不止十一个，这些名字我夜里都数过。通牒不是我的。这笔字，不是我的，也不是她的。日期写的是明天，缝进去的时候，这句话就在。我缝的时候看见了。我为什么照缝？因为我想不明白。写这句的人知道我会缝，知道你们会拆，知道你们拆开的日子。他把日期填成了你们拆开之后的第二天。我只知道一件事：落这个款的人，算准了我会照缝，也算准了你们今天拆。你们手里的时间，不多了。”
陈拾问：“这话怎么会缝在她的大衣里。她死前三天，谁碰过她的大衣。”
宋一鸣摇头，说：“不知道。大衣一直是她穿在身上的。我领遗物的那天，大衣叠得整整齐齐，比车祸现场该有的样子整齐。”
晚上九点，第七处。
名单的真伪、针距的判定、通牒的笔迹，一并归卷。白板上，十九个名字列成一列，“在”的八个打上了红点。红点是活着的证人，也是名单上明晃晃的活靶。落款的日期写在白板的右下角，旁边画了一个圈，圈里写着一个数：
24。
倒计时的数挂上白板，全组没人说话。郑重把八个红点一个一个过了一遍，过到第八个红点的时候，手停了。
他把宋一鸣收押时上交的那张抄件调了出来，两份名录并排放在灯下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对。对到最后，差异只有一处：第八个“在”的名字。抄件上，这个名字后面的小注写的是“殁”，年份注着。衬里这份，写的是“在”。
两份名录都是程慧的笔迹。同一个誊抄的人，同一份原件，抄出了两个不一样的字。
何广坤把衬里名录上的那个“在”字调到放大镜下。笔画底下压着刮痕，纸面被刮薄了一层，残留的原笔画里认得出一个“夂”的底，“殁”字的下半。誊写的时候写的是“殁”，后来被人刮掉，添描了一个“在”。添描的墨，和末尾通牒的墨，深浅一致。
改字的手，和写通牒的手，是不是同一只，两处笔迹的比对连夜送了文检。深夜的比对结果送到第七处的时候，送件的人在走廊里跑着来的，报告单的最底下一行，是文检的加急结论，墨迹未干：
两处笔迹同一。改“在”的，和写通牒的，是一只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