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九点，法院。
并案起诉的文书是头天夜里定稿的。四家姻亲的“病故”新娘案、济慈福利院的荐工手账、程慧的坠沟案，并成一案，被告席上十九人：四家的主事人四个，福利院的两任院长，当年的媒证、郎中、货运行经手人，一个不缺。
起诉书的副本封存留卷，编号P241，卷名：起诉书。
上午十点，开庭。
公诉人宣读起诉书，宣了两个钟头。十九项罪名，一项一项过：故意杀人四项，拐卖妇女儿童四项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照五项，帮助毁灭证据三项，另外三项，落在三十年里经手的每一条线上。
账面的证据先上。手账的“荐工”四条记录、四个渐淡的勾、两桌“贵客”的婚宴账单、四枚同一手翻刻的主婚人私章，一项一项出示。
物证跟上。四照的耳垂比对、婚照的油彩妆、物证库里的平底绣鞋、驾照体检表上的虎口胼胝、手包的同款认定，投影一幅一幅打在法庭的屏幕上。
人证压轴。四家里最早那家的老家仆，八十四岁，坐着轮椅出庭。他认出的是法庭出示的媒书，说了一段话，登记入庭审笔录：“迎亲前三天，小姐被一辆车接走了。老爷吩咐的话，我记到今天：‘小姐去外婆家小住，替小姐的丫头随轿。’丫头是三天前才进的门，脸生。轿子里坐的，从那天起就是那个脸生的。”
下午一点，顶包史。
被告席上四家的主事人，一个一个被问。审下来的是一部家史：最早那家的父辈，三十年前是城北货运的东家，货运行跑着“某某家”的车。替嫁的规矩不是这一代发明的，第一桩在一九六六年，谢媒宴的那一场。老案卷里那桩无头案，案底的当事人，就是这一家的长辈。四个原配的下落，四个主事人供了两处：两个送去了外地的远亲，一个送去了南方，还有一个的下落，没人敢接话。
供词念到第四家的主事人，他忽然抬起头，说了一句，登记入笔录：“规矩不是我定的。我接手的时候，规矩就是老的。”
审判长敲了槌。这句话没能拦下什么，手账上第四个勾的墨色，投影正打在他的头顶上方。
下午五点，旁听席。
旁听席上坐着几个人，是福利院的孩子里活下来的遗属。手账上有名有姓的荐工记录，前后一共四十多条，人还活着、能到庭的，七个。宣判前的间隙，郑重从公诉人席后走过来，站在旁听席的边上。
宣判开始。十九项罪名，一项一项念，一项一项判。四家的主事人，两个无期，两个二十年以上。福利院的两任院长，一个无期，一个十五年。判词念完，旁听席上没有声音，然后，七个遗属一个接一个站了起来。
站起来的七个人里，最老的一个，朝公诉席的方向弯了一下腰。其余的跟着弯。没有人哭，也没有人说话，弯完了，站直，坐下。
郑重把这一幕记进了结案通报的末尾，通报的正文只有一句落笔：“十九项罪名，一项不少。”
晚上九点，第七处。
结案通报发出去，白板上替嫁案的线一条一条撤下来，撤线的活做到一半，卡七的原卷合上了。四个新娘的名字、四个孤女的来路、四个渐淡的勾，归档，入库。U25的案号后面，状态栏改成了两个字：结案。
白板的右下角，那个倒计时的数字还留着。二十四。名单上第八个“在”字被刮改的事，还在查。落通牒的那只手，还没有名字。
晚上十点，明信片。
第七处的收发室送上来一件东西。不是公文，是一张明信片，走的是邮政，收件人一栏写着“第七处”，地址一字不差，没有写人名。
明信片的正面是一幅照片，一座老钟楼，砖石的结构，钟盘的指针停在十一点五十九。照片的印刷是老工艺，钟楼是本市的，第七处的人却没人叫得出它的位置。
明信片的背面是一行字。钢笔写的，字迹端正，一笔不潦草：
手艺人的活儿，让你们拆了。
没有落款。邮戳在右上角，日期是今天，地名一栏，盖的是本市。
郑重把明信片装进证物袋的时候，何广坤的比对结果也出来了：这行字的笔迹，和名单末尾的通牒、和那个刮改的“在”字，是同一只手。
陈拾把明信片的翻拍件贴上白板，贴在那个“24”的旁边。贴完，他退后一步，盯着钟楼的照片看。
苏眠走过来，也看着那张照片。看了半分钟，她伸手把翻拍件从白板上取下来，凑到灯下，指着钟楼照片的右下角，照片的角落里，钟楼的底商有一间门脸，门脸的招牌上两个字，印刷体，小得几乎认不出。
她把放大镜压上去，两个字认了出来：裱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