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点，听证厅。
开棺的申请是第七处头天递的。理由摆了三条：死亡时间无医学验定、火案与遗体外借同夜、入炉照片与遗容记载不符。家属的意见征询函，三天前发给了师祖在册的亲属。师祖的配偶早亡，在世的直系，只有女儿一人。
女儿叫宋书澜，六十四岁，退休教师，住在邻市。接到函的第二天，她一个人到了，没有带律师。
听证开始，程序一项一项过。反对席上坐的是殡葬管理方面的人，提出的异议只有一条：逝者已葬二十余年，无新证据不开棺。
陈拾把证据摆出来。倒置轴、病历的口述记录、瞻仰簿的签字、外借勘验的审批单、入炉照片的腕部放大件，一项一项出示。最后放的一张，是入炉照片上那块腕表的特写。
宋书澜坐在家属席上，从头听到尾，没有打断。主持人问她的意见，她站起来，从随身的布包里取出一份文书，双手递了上去。递的时候，她的手很稳，纸的边角没有晃。
是一份授权书，提前拟好的，格式是标准的家属授权，日期签的是三天前，接到征询函的当天。她在授权人一栏签了字，按了手印。
主持人问她是否知道开棺的含义，她答了一句，原话入听证记录：“开吧。父亲等这一天，很久了。”
听证没有再拖。授权在案，程序批了。
下午一点，墓园。
师祖葬在城郊的老墓园，墓是二十三年前立的，碑上刻的是师祖的名讳。开棺现场按规程布置，法医到场，家属在场，全程录像。
墓土启开，棺盖吊起。棺内的遗骸保存完整，白骨在殓衣里躺着，姿势平整。
下午四点，取样。
法医取样的部位，一样一样来：牙齿、股骨、指骨。取完，遗骸原样归位，殓衣整好，棺盖合上。
取样的间隙，法医在股骨的位置停了手。左侧股骨的中段，骨面上有一道旧痕，愈合过的，骨痂的走行盘在骨面上。法医叫记录员记下：左股骨中段陈旧性骨折，愈合期长，非临终伤。
这道旧痕，陈拾当晚去对了另一样东西——师祖的早年病历。档案科旧档里存着师祖一九六几年的工伤记录，那一年他在勘验现场摔过一跤，病历上写的部位：右股骨中段骨折。
棺里的骨头，伤在左侧。病历上的师祖，伤在右侧。
左和右，一具遗骸，一份病历，对不上。
晚上七点，DNA。
取样的检材连夜送检，走的是加急。陈拾同时申请了另一份比对：师祖儿子的档案血样。师祖的长子，档案上记载“一九六二年病故”，年十九，死亡证明、坟茔的登记，都齐全。儿子的档案里存着当年征兵体检的血样卡片，卡片在武装部的旧库里，调取的手续一并办了。
晚上的结果出来，比对结论原文入卷，编号P244，卷名：DNA报告：
棺内遗骸，与师祖本人档案血样，排除血缘同一。
棺内遗骸，与长子一九六二年征兵体检血样，同一认定。
棺里躺着的，不是师祖。是长子。
长子的死亡证明开在一九六二年，坟立了六十多年。棺里这个一九六二年“病故”的人，二〇〇三年才入土。
第七处的灯亮到深夜。宋书澜在物证送达的文书上签收。签完字，她把笔放回桌上，坐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句，原话入记录：“我们等这一天，等了六十年。”
陈拾问：“六十年前，您多大。”
她说：“四岁。我记事早。那年家里办丧事，我记得父亲的鞋，摆在灵堂的门口，鞋尖朝外。第二天早上，鞋没了，人也没了。家里人告诉我，哥哥病故了，父亲出远门了。往后的日子，父亲隔几年回来一趟，住一阵，又走。每回回来，我都觉得他矮了一点。到晚年，他不走了，坐在家里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一直当他是老糊涂。他不是不说。他是不敢说。”
她起身要走的时候，在门口停了一下，回过头：“我父亲的坟，你们没找到。可我哥哥的坟，我知道在哪儿。城北的老义地，一九六二年立的小碑，碑上没有名字，只有一个‘宋’字。我每年清明去扫的，一直是那座空坟。你们去挖吧，那底下，不会有人的。”
义地的登记连夜调取。城北老义地一九六二年的埋葬簿，在册的一行找到了，登记的方位、碑的形制，和她说的都对上。埋葬簿的页脚，还有一行当年经手人的批注，墨色浅，字小：
此穴无主，迁入城厢一处待考。
一九六二年立的那座坟，下葬的当年，就被人迁空了。迁往何处，待考，一考考了六十年。而埋葬簿这行批注底下，经手人的签名，笔画间的习惯，和殡仪馆瞻仰簿上那个签名的写法，捺脚回锋，一个模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