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月十三日上午，图书馆的案子先结了一头。四号柜开柜登记栏里那行铅笔字，笔迹送文检，当天下了结论：字迹陈旧，书写年代不是当晚，铅笔字是三十年前写上去的，写在登记栏的表层，常年被巡检表覆盖着，前一夜的温控巡检挪动了表格的装订位置，底下这行字露了出来。族谱原件启柜验视，完好，一页不少。
“对镜自照”四个字的出处，找到了：那是裱边墨号第七这一轴入库时，旧登记簿上的原注，注的下一行还有半句，被铅笔字压着，揭开是“阅者自重”。写这行字的人，三十年前就知道有人会对着这张族谱照自己。写字的人不落名，落的是一枚残缺的指印，指印的纹型，与账房先生留信上的捺印，同一。
一月十四日上午九点，听证厅。
听证的启动宣布，由市局指派的检察官厉文昭主持。厉文昭五十岁，白净，进门先看了一遍席位表，看完开口，第一句话入记录：“这次听证，要经得起五十年后再看。十年前那场火，卷里的每一个字都要重新过秤。过不了秤的，宁可先摆着，不许先下结论。”
大厅的布置按程序走的：陈述席三方，质证席一侧，旁听席控人数。三方陈述人的名牌当天挂出来，第一个名字，金满堂，身份栏写的是：灭门案幸存者，并案卷主办人之一。第二个名字，宋一鸣，身份栏写的是：在押人员，第七任档案员。第三个名牌没有个人名，写的是：档案科代表。三方的名牌底下，另有两块小牌，一块给第七处，一块给技术顾问。
技术顾问一栏，是这次听证新设的席位。席位表的原稿上没有这一栏，定稿的时候，厉文昭亲笔加的，加的时候他问了一句：“B2那两千三百页日记的复核人是谁？谁来对物证的技术链条负责？”答案报上去，席位就落了：陈拾，列席，不陈述，答技术问。
席位手册当天下印，编号P270，卷名：听证手册。手册的席位页上，技术顾问那一行的铅字，是单独补排的，字号与三方陈述人齐平。
上午十一点，席位确认。
老金的陈述稿，第三稿。稿子前两稿被郑重打回去过，打回的理由写在稿头：第一稿里有一句“血债血偿”，删了；第二稿里有一句“家仇在案”，删了。郑重的批注只有一行：“听证厅里只有案由，没有仇由。你姓沈的那一栏，备注页留着，这一栏陈述稿里不许出现。”第三稿过了，过的那一稿里，老金写的开头是：“一九五八年正月，槐树巷七号，殁八口。今天，我来数第九口。”
宋一鸣的陈述稿在看守所里写，代转。稿子两页，第一页写的是卡十九的流转，从第一任到他，五十年七手。第二页只有五行，写的是：“我烧的那半箱档案，我认。烧之前我看过，烧的是六二年到七二年的外勤报告。哪一份该烧，当年是有人教的。教我的人在逃，我陈述的最后一条，是把他指认出来。”
第三方的档案科代表，派出的是一位副科长，姓周。周副科长报到那天带的材料是一只旧箱子，箱子里是档案科封存了十年的听证搁置卷，十年前那场火，当年查过一半，停了。停的批文在箱底，批停的理由一栏，四个字：证据不足。批文的签发人，当年的档案科长，签发之后第二年调走了，去向栏空着。
下午三点，陈述稿终审。
三份陈述稿并卷，厉文昭逐页过。过到宋一鸣那一页的时候，他在“教我的人在逃”那五个字上停了笔，问郑重：“在逃人员，听证里怎么处理？”郑重把一份通报放在桌上。通报是十三号下午发出的：宋建邦，宋一鸣之父，六二年档案科火灾案涉关键人，并案后身份升格，列为在逃，协查范围全境。通报附了照片，照片的底档是十年前的旧照，宋建邦如今的年龄，七十一。
厉文昭看完通报，只提了一条程序：“在逃人不列席，陈述里涉他的部分，转为对物陈述，不做人身指认，等归案。听证照开。听证等他，卷不等他。”
晚上七点，在逃通报的第一次回音。
协查通报发出三十小时，第一班反馈回来了。户籍系统的轨迹显示，宋建邦的身份证最后一次使用是七年前，之后注销。注销手续的经办记录里，注销原因一栏，写的是死亡。死亡证明的编号调出来，编号对的是一份火化证明，火化的日期，七年前四月，承办的殡仪馆，城西那一座。
城西殡仪馆。地下告别厅通管廊的那一座。管廊的铁门钥匙在灯座里，三十年里进出的那一座。
火化证明的档案当晚调到。证明上的死者姓名一栏，宋建邦。承办人签字一栏，字迹潦草，文检比对，潦草底下藏着熟悉的运笔，回锋，捺脚。死亡是假，火化是假，承办人三十年前借灯、如今左手递凭条。七年前的宋建邦，从这座殡仪馆的纸上死了，人从这座殡仪馆的门里走了进去，再没有走出来过——户籍意义上的他没有了。
晚上九点，临战静默。
第七处的灯只开了半排。陈述稿封卷，手册印发，全组各自在位。苏眠把三方的名牌按听证厅的摆位，在办公室的长桌上摆了一遍，摆完又对了一遍座次。何广坤把物证清册的最后三页订进卷。老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面前摆着那册第三稿，稿子他没有再翻，手放在稿面上，放了一晚上。陈拾把B2日记墙的复核报告打印了一份，装进第二天要带的文件箱，箱底压着那份血裔计划书的复印件，卷角的地方抚平了。
晚上九点四十，口岸。
例行反馈的最后一班到了。边境口岸的协查回函，一页纸，附一张翻拍的旅馆登记表。登记表的日期是当月十一号，口岸镇的一家旅社，登记者的姓名栏，三个字，宋建邦。身份证号一栏，填的是注销前的号码错了两位，错得像手抖。登记表的翻拍照片放大，姓名栏的手写体认得清楚：三个字的笔画全是抖的，起笔重，收笔散，抖法是从右往左一路加重。
登记的旅客身份，系统里没有这个人。身份证注销了七年，登记表上的号码是错的，可登记簿上这个人住了店，付的是现金，付钱的当口，旅馆的监控拍到了侧脸。侧脸照片连夜送比对，比对的样本只有十年前的旧照。晚上十点半，比对的初稿出来，结论一栏写的是：面部特征相似度区间中等，年龄形态吻合，不排除，不确认。
陈拾拿着这张侧脸照片看了很久。照片上的人在旅馆柜台前低着头，右手付钱，左手垂在身侧，左手的手腕上，缠着一圈布条，布条缠到掌心。
旅社登记簿上，宋建邦住店的那一夜，是收网的前一夜。口岸的旅馆，离第七处九百公里。人住了店，人没退房。旅社当晚的住宿记录里，宋建邦的房间是三零二，退房栏空着。第二天早上查房，服务员报的是：客人不在，行李在，房费多付了三天。
三零二房间的行李，当晚由口岸派出所封存。封存清单的传真十一点到第七处，清单第一页，物品栏的第一行，登记的是一只旧皮箱。箱内物品备注栏里，派出所的登记员多写了一行自己的话：
“箱内一本旧账，账页上夹着一页信纸，信纸上写的字，像是留给什么人的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