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午九点，生效。
老金寄给评议席的那两页材料，公示机关按信访件分流，转了一份抄件给检方，检方依反诉程序抄送B1。抄件当晚到，全组连夜读。
材料不长，两页，标题是《十案清单》。清单列了十个案子：案号、判决年份、罪名、在押人姓名。十个案子的共同点写在页脚：十案均系认罪服判，无申诉，无翻供，判决年限全部在十年以上，十案的证据链结构，与宋远山案的原始证据链，同一模板。
页脚的最后一行是老金的手写：“这十个人，和当年的我一样，是被同一套手艺做进去的。我认得出，你们查得出。”
材料编号P321归档。
上午十一点，通报。
B1还没来得及立项，系统的通报先到了。市局上午九点接到的集体信访：十名服刑人员，分别在三个监所，同一天，全部通过监所信访渠道提交了翻供申请。申请书的格式各案不同，翻供的理由一栏，十份申请书写的都是同一句话，“有新证据证明真凶另有其人”。
信访的时限规定是十五日内答复，十案并一案，走的是并案联审的程序。检方按监督制的对接口径，把通报抄送给了三名监督人，宋一鸣排在送达名单第一位。
周芸把十人的名单与老金的《十案清单》并在一起：十案对十案，一人不差，一人不多。老金的三十八分钟会见，谈的就是这个。
下午三点，接入。
宋一鸣的远程工位设在看守所端。接入的硬件是监所的远程会见系统，加挂了办案协作的授权模块，全程录音录像，监督制细则要求的每一项，B1端挂了双备份。B1端给他留了工位：一块屏，一部电话，桌牌立在屏前，桌牌上四个字，监督一号。
三点十分，画面接通。宋一鸣坐在看守所端的桌前，穿着囚服，桌面在他那一端收拾得干净，摆着两样东西：一份判决书，一本翻旧了的法医病理学教材。
第一句话是程序性的，他对着镜头念了监督细则的相关条款，念完说：“从现在起，我在场的一切发言都是证据材料。开始吧。”
B1端把十案的材料按监督制流程向他开示。他看材料的方式与B1的人都不一样：不先看案情，先看鉴定文书，十个案子的伤情鉴定、尸检报告、微量物证检验，一份一份过。看到第四份的时候他停了，要求把第三案的尸检照片调大，看了两分钟，说了一句：“颈椎的刀口方向标反了。这份报告的复核栏，没有复核人签字。”
一个上午没人发现的程序缺陷，他看照片看出来的。何广坤当场调出原件核对，属实。
晚上七点，先查我。
十案的材料过完一遍，会开到分工。讨论的焦点是老金清单的可信度：十案信息老金从哪来的，会不会是饵。
宋一鸣在屏里听完，开了口。他说：“这个问题不用讨论。查我。”
B1端静了一拍。他把话接着说完：
“老金的信息要查，我的判断也要查。我先给你们我的判断，然后你们去推翻它，我给的每一条意见，都当是有问题的来查，先查我给的信息，全是错的才对。查到最后我全错了，你们的结论就立住了。查到哪一条我对了，那一条才算数。”
陈拾在B1端问他：“你不怕查烦了，没人再听你的？”
宋一鸣说：“我在里面待了九年，看人翻供看了一年。翻供的人十个里有九个在说谎，剩下那一个，说的话和另外九个一样。区别不在话里，在纸上。你们查纸，别听话。”
分工按他的口径调整：十案分两条线，B1四人认领查证，宋一鸣的每一条分析意见单独成文、单独编号，查证结果与他的意见逐条对照，对与错，落在纸面，双方签字。
晚上九点，名字。
晚上的查证跑出了一个新事实。十份翻供申请的送达回执显示，十人在提交翻供之前的一周内，各收到过一封信。信走的平信，寄件人栏全部空着，邮戳来自同一个区的三个邮筒。监所的收发登记有记录，信件按个人信件处理，已送达本人。
信的内容，收发登记不载。要知内容，得本人陈述。
B1连夜向三个监所发函，申请调取十封信的登记与十人的初次陈述笔录。函件按监督制流程走，宋一鸣的签字栏里，他的签名落得工整，横平竖直。
回函最快的监所在两小时后传回了材料。材料里有第一份陈述笔录，翻供人是个判了十二年的中年人，笔录里他交代了收信的事。信他没留，烧了，但信里写的什么，他记得。
他说，信纸上没有称呼，没有落款，只有一行打印的字：
真凶的名字，和这个名字在十年前的住址。
笔录里，他报出了那个名字。书记员记录的时候问他，你为什么翻供，他说：“信上的地址我认识。我在那个地址干过活，装修。案发那年，我在那儿给人刷过墙。”
名字记进了笔录。剩下九封信，九个名字，三个监所的回函在路上。
宋一鸣在他的分析意见第一号里，写了十案的第一条判断，判断只有一行：“十个名字九个是幌子，有一个不是。分辨的法子在纸上，十封信的信纸，先调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