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午九点，会见。
移送复查的通知送达押所当天，律师约了会见，陈拾以助理身份随行。会见室里，老金的状态比听证那天好，桌上摆着一叠纸，最上面一张的抬头印着：补充自首及加罪申请书。
申请书是打印的，格式规范，正文三页。陈拾拿到手先翻到签名页，签名日期是三天前，移送复查的结果刚出，他就写了。
正文的内容与三十年前的强迁案有关。案由、经过、他的岗位、他的责任，三页纸写得很细。细到最后一段，是请求：请将三十年前强迁积案之压案责任，并入本人现服刑之罪，数罪并罚，申请延长服刑。
上午十一点，三行。
老金让他翻到最后一页。最后一页不是打印的，是手写的，就三行字：
“案是我压的。人是我放的。三十年没人替他们说话，我先说。”
陈拾把三行读了两遍。读第二遍的时候，老金在桌子那头开了口，讲三十年前的事：强迁那年他三十岁出头，在分局挂职，强迁的命令不是他下的，执行他拦了半天，拦到夜里来了个电话，电话里的人他至今记得声音。电话之后他放行了，放行的那户人家，第二年冬天出了事，一家三口，走了一个。压案的材料他留了复印件，复印件藏了三十年，藏的地方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“材料在哪？”陈拾问。
老金说：“材料不急着说。先把这份递上去，递上去，这个案子才算立起来。”
下午两点，顶撞。
陈拾没接那份申请书。他把三页纸推回桌子对面，推到一半停了手，站在那里。
他说：“我不递。”
会见室静了一拍。老金先开的口：“这是我的罪，不是你的。”
“三十年前你压案，电话压的。”陈拾说，“压案的债，你在押所里再躺十年，还的是给谁的？强迁那户走了人的，你多蹲一年，他能回来一天吗？你的赎罪方式是把自己埋了，不是把案办完。把自己埋了不叫赎罪，叫逃跑，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案子要办完，你教我的。”
老金没有立刻回话。他坐在桌子那头，看着那三页纸，看了很久。开口的时候他问的是另一件事：“电话里的人，三十年了我没查出来。现在我进来了，查不了了。我不认罪认到底，这案子谁来查？”
陈拾说：“我们来。你活着，把三十年前你放行那天看到的东西，一件一件交出来，藏材料的地方，电话的日期，来人的长相。你是这个案子最重要的证人，你自己把自己的证人埋了，那才叫真压案。”
下午五点，僵持。
会见持续到下午，中间续了一次手续。老金的立场退了半步：申请书可以不递，但三行字里的事他认，认的方式他要自己定。陈拾的立场没退：加罪的口子不能开，开了，当年压案的电话那头就多了一个永远查不到的理由，人进来了，线就断了。
僵持没出结果，程序先到了：会见时间到。临出会见室之前，老金做了两件事。第一件，他把申请书的最后一页翻过来，抽出笔，在第三行下面划了一道，划掉的那行是“申请延长服刑”，划线的旁边补了四个字：视后续表现。
第二件，他把申请书的正文推给陈拾，推的时候只说了一句：“补充自首那部分，拿去用。压案的事，立进去，以证人的身份。”
申请书编号P324归档，归档栏里，申请性质一栏改了：自首材料，非加罪申请。
晚上九点，远程。
回到B1，监所端的连线还等着。宋一鸣远程旁听了下午的全程，依监督制，他的旁听记录也在档。连线接通，他没问申请书，第一句话问的是：“藏材料的地点，他说了吗？”
周芸摇头。会见里老金提了藏了三十年，地点他压着没说，说的原话是：“地方说早了，材料就没了。先办该办的。”
宋一鸣在屏里沉默了一阵，然后说了他当晚的意见，编号第五号，意见针对的不是老金：
“三十年前那个电话，查不了了，线路记录不存在。但电话前后有一个人清楚，强迁现场的执行记录，当年的经办人不止老金一个。老金压的是综合卷，原始的现场卷在另一个人手里。那个人是谁，我父亲案子的卷宗里提过一次，提的称呼是‘现场那本账’。”
他停了停，把后半句说完：
“我爸当年的原话，我背了三十年，‘钱走的是账，命走的是人，账房的账本记着两头。’”
陈拾在B1端问：“账房的账本。皮影倒台那次，账房先生跑了，账本没追回来。”
宋一鸣说：“对。老金的账能认能还，是因为他还活着。账房的账本上记的东西，两头都有，强迁的账，命案的账。它还是原始卷宗的索引，谁压的案、谁划的名，账本上有一份底单。”
连线那头，他翻开了手边那本翻旧的法医病理学，从书页里抽出一张纸。纸是监制的登记表，表上是他手写的字，工整，内容是账房先生近十年的三条踪迹，末一条落在本市，时间是半年前。
“这是我入狱前查的，九年前的旧线索，给你们了。”他说完，把纸举到镜头前，“但拿到账本，走程序调不到，那本账不在任何登记里。要拿，只有一个法子。”
陈拾问：“什么法子。”
老金当天晚上托律师带出一张便条，便条一句话，是给陈拾的：
“账房的账本，偷出来。人手我教你，怎么偷，听宋一鸣的。”
便条的背面还有半行字，字迹比正面潦草，写了一半停了笔，最后三个字没写完，只落了半句：
“偷的时候，小心账房他，”
后半句断在纸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