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八日，上午九点，公章。
活口科三个字出了残章，当晚何广坤把印文扫描件放大，缺的那半个字按印文圆径补形，补出来是“管理”两个字的左半。合起来的全称是五个字：活口管理科。
这个名字送进了市档案馆的机构沿革库。检索结果一行：查无此单位。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市级机构名录、编制序列、撤销合并记录，全数过了一遍，没有这个科。
苏眠翻的是另一头，非在册单位的用章惯例。她的结论当天上午落到桌面上：不在册的单位用章，走不了制发的正路，章是私刻的，刻出来给谁看，就得在纸上留痕。她列了一张单子，全局旧档里带这枚公章印文的文件，一共筛出十一份。
十一份文件全数调齐，最早的一份是一九五四年的一份收讫凭单，最晚的一份是一九七九年的那张汇款存根。跨度二十五年。
上午十一点，批次。
何广坤把十一枚印文做了叠合比对。刻章的刀路、字口的缺损、印面一处米粒大的崩痕，十一枚印文对得上同一枚章。
崩痕本身讲了话。一九五四年那枚印文上，崩痕还没有；一九六二年的一份调拨单上，崩痕已经在了，形状和一九七九年那枚一样。崩痕的落点不在边上，在“管”字的第二笔上。一枚刻出来的章，崩一次，痕迹就定型，往后的每一次盖章都带着它。
结论落纸：同一枚章，从一九五四年用到一九七九年，二十五年没换过。在册单位的公章，制发换代平均十来年一轮。这枚章没有换代记录，因为它从头到尾就没进过任何一次备案。
陈拾在笔录纸的边上写了一行字，推给全组看：能盖二十五年的章，管它的人也掌了二十五年。
下午三点，职能。
十一份文件的类型摆开，各不相同：收讫凭单、调拨单、交接单、汇款存根，还有一份一九六八年的“暂管名册”，名册只留了一页，页首盖着这枚章，正文是表格，列着编号、性别、年龄三栏，人数一栏的数字被墨涂了。
苏眠按文件类型倒推这个科的职掌，推出来的东西她念了一遍，声音不高：“收讫是进人，调拨是转人，交接是换人，汇款是养人。它管的不是事，是人——一批不上户籍的人。”
老金补了一句硬的。编外登记那一夜的“随行者”，户籍注销走的渠道他查了，注销批文上盖的经办章，正是这枚活口管理科的章。一九六二年冬那个被“随行”注销的名字，从注销那一刻起，档案上就算死了，人去了哪儿，没有第二张纸。
宋一鸣在远程屏上听完这一段，开口只有一句：“档案科是它的前台——我们都给它打过工。”他停了停，补了后半句：“包括我收的那口铁盒。”
铁盒三个字记进了笔录。铁盒的收件人是宋一鸣，至今没人给出过解释。
晚上七点，签名。
十一份文件里有九份要经手人签字。九个签名，字字不同，落款的名字九个也不一样。
何广坤把九个签名和账房在押后的亲笔供述做了笔势比对。名字不同，笔势是同一副：起笔藏锋的习惯、“口”部末笔上挑的角度、连笔中断的固定位置，九处全中。
宋一鸣在屏上看完比对表，说了一句：“一个能替九个人签字的手，也能替第九个。”
比对表末尾附了一样东西，何广坤在整理拓片时注意到的。那张一九五四年收讫凭单上的章，印文外缘有一道压痕，走向齐直，是裁纸刀压出来的。裁刀的压痕压在印文上，不在印文外，章先盖，纸后裁。裁掉的那一条上，原本应该有一栏：经手科室的上一级署名。
苏眠把裁痕的宽度量了，报了个数：两厘米。
晚上九点，创始人。
十一份文件里最早的一九五四年凭单，落款签字之外，还有一栏“立科”字样的字迹，字迹只有一个名字，没有职衔。
那个名字的签名笔势，何广坤单独提出来，和九个经手签名、和账房的亲笔，三向并排。
比对结果出来是晚上九点整。何广坤把表打印出来，一张A4纸，推到桌子中间，没念，只用笔在三个并排栏的最下面画了一道线。
线的三个起点，落在同一个落点上。
陈拾把那张纸翻过来看，背面空着。他把笔搁在桌面上，起身去关了会议室那一排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