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十日，上午九点，自首。
创始人比对线收进卷宗的第二天早上，远程屏先接通。宋一鸣在屏那头沉默了很久，陈拾没催，全组也没催。老人不在场，可这一屏两头连着的东西，比老人那次到访压得更实。
宋一鸣开口的第一句是：“铁盒到的那天，我去自首过一次，没人信。”
他说的是十一年前。铁盒寄到他手上第七天，他去了当年的分局，排队，登记，把知道的东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值班的收了他的陈述，登记为“无涉案事实的自述”，让他回了家。第三天他再去，答复还是那四个字。
自首记录当天下午调出来了。纸面的东西都在：日期、分局的收文号、陈述人签名，与宋一鸣说的逐条对上。陈述内容一栏，经办的手写了一行小字：所述单位查无实据，建议不予受理。
十一年前那行小字，经办人的签名缩写只有两个字母。苏眠拿去对了人事档案，对出来的名字，四年前退休，退休前最后一年，编制挂在档案科。
上午十一点，遗书。
陈拾隔着屏问了一句：铁盒为什么写给他。
宋一鸣答得慢，一句是一句。他说铁盒寄到那年，他刚接手档案科的活，拆开看完第七页，当天夜里写了三样东西：辞职信、检举信、遗嘱。辞职信第二天一早交了，领导谈了四十分钟，收回去，没批。检举信走机要通道转了一圈，第七天回到他手里，附一张便签，六个字：证据不足，不予受理。
第三封他没交。他说：“那口铁盒，是留给我的。不是给我用的，是给我看的。他把我的名字写在上面那一刻起，我就得替他守着，守着守着，十一年。”
屏这头没人接话。老金坐在会议室的角落，手里的茶从头到尾没动过。
宋一鸣又说：“我早就知道第七页，知道的人不止我一个。”
他说“不止一个”的时候，隔屏看了老金一眼。那一眼在录屏里存了下来。老金放下茶杯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先问正头。”话头就此打住。
下午两点，第七页。
提审的问题绕回了案子的正头：第七页的内容，入不入他的罪，影响不影响他的陈述。
宋一鸣的陈述是当着全组和双向录音说的，一个字不绕：“第七页内容不影响我认罪，但影响第七处的名字。那一页上写的是谁批的、谁签的、谁转的手，时间、人名、章，一样不缺。我在档案科十一年，经手过它的下游，下游的每一笔我都认。可名字不是我写的，也不是我一个人看过的。”
陈述念完，屏那头静了半分钟。静完他再开口，声音低了半格：“我想了一夜，收件人写我，只有一个解释。他要的不是我保密，他要的是我活着记着。死人守不住账，活人才守得住。”
陈拾听完，在笔录上落了一个问题：那十一年，他为什么不动。
宋一鸣的回答只有一句：“动过一次，就是那次自首。第二次没动，是因为我查到了一件事，查到的那天起，我不敢动了。”
查到了什么，他没说。监管那头的提讯时间到了，连线按规中断，这段话停在录屏里，成了笔录里一行挂着的问号。
周芸在殡仪馆那头听完连线的后半截，撂下一句：“难怪他那十一年，办公室的灯没准点灭过。我们收殓的名单里，没准也有他不敢动的原因。”
傍晚六点，当面。
白守拙那头的回音到了。老人的回话走了三天，落到陈拾手里的是一张手写回执，三行字。第三行是关键：盒里的东西，一样都不能经第三个人的手，这是寄出时就定下的规矩，规矩不在纸上，在寄盒的人嘴里。
技术科连夜过方案。当面交付，地点设在中性的会客室，双向录音录像，见证人限两名，物证转运走看守所的证物通道，全程双锁，钥匙分持，开盒环节三方同时在场，缺一方不开。方案落纸，编号P337。
方案送进监所，宋一鸣过目全文，提了一条修改：交付当天，把十一年前那份自首登记的原始陈述调出来，并卷。他的原话是：“我当年写过的东西，得跟它放在一起。它俩本来就是一件事。”
修改照准。方案定稿是傍晚六点半。签字栏里，见证人两个名额，宋一鸣的名字签得最靠下，签名之后他又添了一行小字：如交付不成，本方案作为我遗嘱的附件。
苏眠看到这行小字，把它单独抄进了工作日志，抄完只说了一句：“遗书写两遍的人，不打算写第三遍。”
晚上七点，押送。
卡点在白守拙身上。老人八十八岁，居住地在外地，异地到案的押解协调函当晚拟好发往属地，回函时限三个工作日。全组的排期都压在这三个工作日上。
回函没等到三天。当晚九点，属地的电话先进来了。电话是老金接的，听了不到一分钟，放下听筒，站在原地没坐下。
他说：“白守拙三天前就出门了。属地昨天在火车站登记过他的行踪，去向栏填的不是市局，也不是看守所。”
陈拾问填的什么。老金念了出来：殡仪馆。
周芸在殡仪馆那头连线听着，当场去翻了登记簿。翻到了。昨天下午的来访记录里，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，登记在册，拜访事由一栏写了三个字。
周芸把那三个字念出来之前，先报了一个数：殡仪馆在册的冷柜，上礼拜新存进去一具无名尸，登记日期，就在白守拙进站买票的同一天。
拜访事由那三个字，登记簿上写的是：
接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