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十四日，上午九点，讣告。
白守拙五月十一日从殡仪馆被接回B1。周芸当时在登记簿前拦的人，老人没争，只提了一个条件：东西他要亲手交到经办人手上。到案手续走了两天，第三天上午，老人在会客室坐下，从随身的布包里取出一沓复印件，摊在桌上。
摊开的是六份讣告。他说的是：“第六任的助手，死在我眼皮底下。”
六份讣告按年份排开。死者是六个人，同一个身份，活口管理科的历任职员，也就是师祖不同年代的六任助手。年份从一九七五年起，到去年为止。六个死亡时间排成一列，头两个之间隔了十四年，中间两个隔了七年，最后两个，隔了不到两年。
间隔在缩短。这六份纸在桌上摆出来的形状，是越到后头越密的。
六份死亡证明当天全数调齐。死因栏写的都是同一类东西：自然死亡。心衰三例，脑溢血两例，肺病一例。年龄最大的一例七十九岁，最小的一例四十一岁。公安机关均未立案。
上午十一点，共性。
死因栏看着干净，六个人死前各自的行踪不干净。苏眠按死亡日期往前倒查每个人的最后九十天，查的是调阅记录、信件、银行流水，六个人的最后一段日子，做的是同一件事：都在翻旧账。
第三任死前两个月，馆内调阅记录上有他十一次，调的全是六二年的旧档。第五任死前，给旧同事寄过四封信，收信人四散各地，信的内容没人留存，只有一位收信人还活着，回了一句：他问我，当年那份名册还在不在。第六任就是死在白守拙眼皮底下的那个，死前一晚在师祖的旧宅里，两人一起翻的是一口樟木箱。
白守拙对那一晚有陈述，进了笔录：“他翻到半夜，说找着了一个编号，说要对一对。第二天早上人没起来。医生来了说是心衰。他四十一岁，没病。”
下午三点，接诊栏。
陈拾把六份死亡证明并排铺开，看的是同一栏：接诊医生。
六栏的落款不是六个人。头三份的接诊栏是同一个名字，后三份换了名字，可三个名字的执业地点栏填的是同一个地址。地址在城南，是一家私人诊所，六份证明上写的字号是同一个：仁济诊所。
接诊医生的重合，把六起“自然死亡”从六条线并成了一条。交集分析当晚落纸，编号P338。
傍晚六点，愧疚。
远程屏接通了监所那头，宋一鸣列席。白守拙在会客室听完交集分析的宣读，很久没说话。再开口，是冲着屏说的：“第三任给我写过信，说有人半夜进过他家。我回了信，让他别多心。第五任死前一年要来见我，我让他别跑。”
他停了停，补了最后一句：“我迟到了五十年。”
老金给他续了水。老人没喝，接着交代：诊所他知道。七几年他在城南办案，路过见过这块招牌，进去歇过脚。诊所的坐诊医生他照过一面，年纪不大，话少，两只手都灵——递药方用左手，碾药用右手。
双手这条记进了笔录，与叶晚荷讲的柴房孩子，叠在了一起。
晚上七点，注销。
诊所的工商登记当晚查到了底。仁济诊所，一九八一年开业，一九九六年注销。注销申请人一栏有亲笔签名，签名人的身份登记：无业，户籍挂靠城南。
何广坤把注销申请书上的签名提出来做笔势比对，第一组对象是账房的亲笔。结论：不是。
签名当晚过了第二道比对，对象是P335识字本残页上那六行铅笔字。描红的笔迹是六岁孩子的，可起笔藏锋的习惯、“口”部末笔上挑的角度，对得上。何广坤在比对表的结论栏写了六个字：同一书写习惯，跨五十年。
晚上九点，身份。
注销申请人不止签了名。申请书背面还留了一栏紧急联系人的电话，号码是九十年代的老号段，机主登记倒查出来一个名字。名字三个字，市图书馆旧档的编外登记里出现过，出勤表第七夜第二栏填的，也是它。
户籍库里的这个名字，一九六二年冬注销过一次，注销事由：随行。一九八一年，同一个名字在城南重新立户，立户登记表上的联系人一栏，签的是另一个名字。
那个名字，笔迹鉴定的参照库里有。参照样本的落款人，在押，代号蚂蚁。
陈拾把立户登记表压在交集分析的上面，两张纸的边角对齐，看着两栏签名。他只说了一句：“开诊所的人，是他放进城里的。诊所注销那天，人就没影了。”
老金问下一步查哪儿。陈拾把立户表翻过来，指着背面紧急联系人的那一栏。号码是老的，可登记表的存档附页上还有一条更新记录，一九九八年补登过一次新号。
新号的机主，去年一月销号。销号前最后一笔通话记录，打进来的号码，就是殡仪馆的座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