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二十六日，上午九点，预演。
账房约见检察官的申请递上去两天了，驻所那边的回复当天早上到了B1：约见的事，另按程序走，与二十八日的三场排期是否有关联，暂无定论。陈拾把这份回执压下，先办手上的事，老金的假释听证，后天上午九点，今天的预演是最后一次。
预演设在押所的会见室，形式是听证前的陈述演练，书记员在场，全程速记，编号P344。按假释程序的要求，被假释人要向听证庭提交一份完整的陈述，陈述的范围是服刑表现和案件原委。老金的案件原委，牵着整三十年。
陈拾和苏眠坐在他对面，隔一张桌子。老金没穿押所的马甲，穿的是自己的旧夹克，洗得发白。他开口第一句定的是规矩：“今天我说的每一个字，你们记下来，记完不用给我看。当年怎么说的，今天就怎么说，一个字不添，一个字不减。”
上午十点半，雨夜。
陈述从三十年前的那个雨夜讲起。讲之前老金要了一杯水，喝了一口才开腔。
那年他二十二岁，刚分配到市局，跟着师父跑现场，身份是记录员。五月末的一个夜里，雨下了一整晚，城南的护城河边发现一具女尸。接警的电话是他师父接的，出警的名单里没有他，他师父让他守值班室。他没有守。他披了雨衣，骑了自行车，自己先去了。
到现场的时间，他陈述里报的是零点十七分。他记得这么死，是因为他到的时候掏了表。尸检报告上后来的死亡时间推断，是零点到一点之间。
那晚的现场在河堤下的一个排水口，位置偏，报案的人是个跑夜班出租的司机，他报警的时候人已经吓跑了，民警到场以后才把他劝回来做笔录。司机报案的时间是零点十九分，派出所接警转出去，他师父带人出警，到现场是零点四十六分。
雨夜的事，老金一段一段说。他先到，比报案早，比出警的同事早了半个钟头。他到的时候，排水口那一片黑的，只有堤上一盏路灯照下来半个光圈。女尸伏在排水口的斜坡上，脸朝下，雨衣盖住了大半个身子。他没动尸体，蹲在两米开外看了，然后做了他这辈子第一份现场记录，用的是从值班室揣出来的铅笔头和一本受潮的记录簿。
说到雨衣，他停了一下，补了一句：“我那件雨衣是新的，上班第一个月买的，舍不得淋。第一案的人，总想体面。”
老金到的时候，尸体身上那件雨衣是哪里来的，他当年没往深里想。雨衣不是死者的，死者穿的是件薄毛衣。雨衣盖在身上，盖得很平整。他在记录簿上画了现场图，标了雨衣的位置，这页图后来进了原案卷宗。
十一点半，原点。
雨夜的陈述往下走，走的是案子本身。无名女尸，身份查了一个月才落定，是纺织厂的一个挡车工，二十六岁，独居。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案卷定性是他杀。案发周边的排查做了两轮，锁过两个嫌疑人，一个是厂里的锅炉工，一个是死者同宿舍搬走的室友，两个人都没有落实，证据链都断在同一段空白里，案发当晚十一点到零点之间，谁都没有不在场的证明，谁也都没有在场证明。
案子最后挂了起来。挂案那年，老金他师父退休。卷宗归档，编号他记得：那是他经手的第一案。
陈述到这儿，会见室里安静了一段。老金喝了口水，把杯子放下，说的是收尾前的过渡：“这个案子挂了三十年，卷宗我每年调一次，调了三十年。今年年初，我在档案柜里对着它坐了一晚上，把当年没想通的三件事想通了两件。剩下那一件，今天我要说给你们听。”
下午三点，细节。
下午的预演按程序走了听证问答的模拟。苏眠扮演听证员，问的都是三十年前的细节，老金一段一段答。
问现场，他答得出每一件东西的位置：雨衣的褶皱方向、斜坡上雨水冲出来的沟、堤上路灯光圈照到的范围。问尸检，他背得出损伤的位置和数量，背得出法医当年写错又被他自己用铅笔改过来的那处笔误。问排查，两个嫌疑人的名字、住址、当年的问话要点，他张口就来。
苏眠问完这一轮，提了一个问题：“三十年了，您记得这么细，当年是不是有私人原因？”
老金答：“有。这个案子之后第二年，我师父临走前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说这案子冤。我说证据呢，他说证据在，就是没人肯看。我问在哪儿，他没说，只说了一句话：你到得太早了。”
苏眠追问什么意思。老金摇头：“我追了三十年，没追明白。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”
下午五点半，比对。
预演的速记当天带回B1，陈拾连夜整理。整理到雨夜那一段，他把几个时间点并排抄在纸上对了起来。
抄完他停了很久，叫来了苏眠。
纸上四个时间：老金自述到达，零点十七分。司机报案，零点十九分。出警到场，零点四十六分。死亡时间推断，零点至一点之间。
四个时间摆在一起，卡死的位置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中间。老金到达的时间，比报案早两分钟。
一个守值班室的记录员，在没人叫他来的情况下，冒雨骑车二十多分钟赶到现场，到得比报案人报警还早。他师父后来那句“你到得太早了”，说的也是这件事。
更要紧的一层在卷宗里。陈拾当晚调了原案卷宗的扫描件，翻到报案登记页：接警记录上，司机的报案电话，打进分局的时间是零点十九分。而调度日志上，出警指令签发之前，有一通更早的电话进来，零点十五分，通话四十秒，没有登记来源，备注栏写的是“无声电话，挂断”。
那通电话打进来的时间，在老金到达现场之前两分钟。
晚上八点，二十分钟。
比对的结果没有急着去问。陈拾先查了另一头：老金当晚为什么出门。
原案卷里，出警名单上确实没有老金，值班室的交接簿当晚应该有记录。交接簿的原始页，卷宗里没有，档案科调出来的是誊的是誊抄件。誊抄件上，当晚零点栏，记录员一栏填的名字被人涂改过，涂掉的字底下透出来半个字，那半个字，对的是老金姓氏的第一个笔画。
誊抄件的涂改没有批注，没有经手人签名。誊抄的日期，是案发后的第九年——正好是老金他师父退休后的第二年。
陈拾把速记、卷宗扫描件、交接簿誊抄件三样并排放在桌上，看到这儿，给押所发了约见申请，约老金第二天陈述的补充环节。申请获批，晚上九点，会见室的远程屏接通。
老金在那头坐下，等他开口。
陈拾把四个时间点念了，念完只问了一句：“零点十七分，您到现场。零点十九分，司机报案。中间这两分钟，再往前算，零点十五分，分局接到过一通无声电话。今晚我要听的，是这三件事中间没写进速记的那部分。”
屏那头的老金沉默了。沉默的时间比预演全程任何一次停顿都长。再开口，他的声音平，语速比白天慢了一半：
“你查到这儿了。好。那我只说一半，剩下一半，留到听证的陈述里，当着听证庭说，那才算数。”
他说的一半是这样的：那晚他出门，不是他自己要去的。零点过几分，值班室的电话响过一次，他接起来，那头没说话，只有雨声，几秒之后，那头的人念了一个地址，念完就挂了。他按地址骑车去的。
陈拾在那头问：“电话里是谁的声音？”
老金答：“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。三十年了，我听了三十年，那个声音我认得。而且我知道你们也认得，因为叶晚荷的证词里，描述过同一个声音。”
会见室里没人接话。速记员的笔停在纸上。
老金把最后一句说完：“我到得太早——早得不像巧合。那晚我在雨里蹲在排水口边上等了半个钟头，等到我师父他们来。我师父下车看见我的第一眼，脸色就变了。他没问我为什么在，他只说了一句：你站的位置，就是他们让你站的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