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十二日，上午十点，登台。
死亡宣告卷宗里那两页纸，第二天核完。第二页编号栏的“X-14”是档案员当年的登记笔误，宣告卷宗的当事人与X序列无关，可这个笔误本身当天就并卷封存了，归入X计划的关联证据。核到这一步，账房兄长的生死两条线，一条指到七年前还在签名，一条停在二十九年前，中间断着，留给新立的案。
新案要人证。人证要公开。公开的主动权，陈拾两天前就拿回来了，六月十日晚上他定的事，六月十一日一天走完了审批、报备、场地和分级，记者会定在十二日上午十点，新闻厅。
请柬是他自己印的，印在B1的文印室，白纸黑字，末行一行小字：欢迎提问，包括那个问题。
十点整，他登了台。台下坐满，长焦架成了一面墙。发言台的正中，摆的不是讲稿，是那册白卡纸的九人名册，编号P358的原件。
全组一个没缺。镜头拍不到的侧幕条后面，站着一排人，老雷、苏眠、何广坤、郑重、叶晚荷，加上从押所批了三小时出来配合质证的老金。没人说话，都在。
上午十点十分，自述。
陈拾的开场没有寒暄。
“我是B1的法医，陈拾。三天前，有人写信给我，说七十二小时之内，不按他的要求配合一项‘研究’，就把两样东西公开：我的身世，和我的能力。今天上午九点，期限到了。他没来得及。我自己讲。”
“先讲身世。我的出生名，登记在一册编号序列的X-09条目下。我十岁之前，左腕内侧被刺过编号，后来被人用激光洗掉了两次，档案里记成了一块祛除的胎记。我的乐器是别人定的，我的长跑是别人定的，我入行的方向，是五十年前一页计划书写好的。这些，卷宗编号P354、P356、P357，全部在案。”
“再讲能力。我对物证有回溯知觉，接触遗留痕迹，能看到痕迹形成时的经过。这个能力是真的。它的来源不神奇：我七岁溺水心跳停止，抢救回来；八岁高热到四十度二；九岁失去生身父母。医学上，这叫缺氧后的代偿。有人拿这三样筛了一批孩子，五十年，筛了九个。今天我要讲的不是我自己，是他们。”
上午十一点，证据。
名册从发言台上拿起来，他一页一页举给镜头。
“九名候选。X-02，坠亡，十五年前。X-04，车祸，十一年前。X-06，溺水，二十二年前。X-08，煤气中毒，七年前。X-12，心源性猝死，五个月前。五个人，死前半年，病历上全部出现颞叶异常放电，会诊栏里是同一个签名。签名的人，执业注销于二十九年前，注销原因是宣告死亡。一个死了二十九年的人，签了五份病历。”
台下没人出声，只有快门。
“X计划的原件残页夹在这册登记簿的封底里，登记字体比对的结果是：三个体系，一只手，写了三十多年。他管两套序列，一套登记成品，一套登记候选。候选的孩子刺上编号，编号是刺在一个十岁孩子的手腕上的，刺的时候，写字的人是笑着的。”
他把名册放回发言台的正中，说：“这上面五格，是五个名字。他们生前没有名字，只有编号。这册名册今天立在这里，主角不是我。”
上午十一点半，那句话。
问答开始前，他补了最后一段，声音压平了讲：
“我的能力是真的，我的名字也是假的，但我的案子，每一件都是真的。你们可以去查，从三十年前的火场，到五个月前的猝死，我在场过的每一件，卷号都在，一步不少。他拿‘公开’要挟我，是因为他以为这两样东西是我的污点。今天我把它们摆出来：我的身世，是他作案的罪证；我的能力，是他筛选的物证。从今天起，这两样东西不归他保管了。”
问答环节，记者的问题一个接一个。能力的触发边界、九人案卷的侦查进度、账房案的关联。分级预案都用上了：触发机制不答，在侦细节不答，涉密协作不答。他答得慢，每个都是一句到两句。
十一点五十七分，导播间。
直播的信号是B1自查过的，两路专线。十一点五十七分，主信号断了，切到备份信号，备份信号的画面比主信号慢两秒。导播当即报了干扰排查。
主信号断掉之前的最后一帧，技术员定格回放时叫了停。
那一帧不是新闻厅。断掉的信号在彻底黑掉之前，画面闪过了一个别的地方，时长不到半秒，是插进来的。
插进来的画面是一面墙，墙上一块门牌，钉子锈了，牌子上的字是旧的。技术员把那一帧逐格放大，门牌的样式、墙皮的老化程度，比对当天下午就能出结果，可画面定格在这里，谁也不认识这面墙。
而画面的右下角，门牌下方，墙根的位置，有一样东西。放大到极限，是一枚石膏模型的半边，鞋印的石膏模型，白石膏的新茬口，就摆在墙根，摆得端端正正，正对着镜头。
信号中断的时间是十一点五十七分。名册还在发言台上摆着，陈拾还坐在镜头前，记者的提问停在了半句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