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月二十四日早上九点，看守所寄出的最后一样东西到了。
不是给B1的，是寄给一家都市报的信。随信附了授权委托书，落款是华凯学术诚信研究会的法律顾问，身份是账房的“代理发言人”。报纸没登全文，把扫描件挂在了官网，标题印的是来信人的原题：《五十年前，第七处杀了我们全家》。
信分三段。第一段讲家史：一个勘舆世家，五代人替人寻龙点穴、修堤镇水，民国年间受过官府旌表。第二段讲灭门：一九七六年秋，第七处的人夜里围宅，全家十一口，只活下来一个八岁的孩子，孩子被送进孤儿院，改了姓。第三段讲诉求：这个孩子如今六十岁，要求为全家平反，要求第七处的历史档案全部公开，要求“被隐瞒的真相还给公众”。
信末的签名工整，签的是原名。孤儿院的档案当天上午调到了B1：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收容，登记姓名与信上的签名一致。
陈拾把公开信打印出来，钉在白板边上，旁边挂了一盒红笔。
十一点起，逐句批注。
第一段里，信写“我们家替人守了五代的水”。陈拾在旁边注：勘舆世家的营生记录，县志里查得到的是三代，前两代只在族谱自述里出现。他又调了水利局的堤工档，档里记着民国二十三年那道堤的修缮捐资人名单，名单上有信中这个姓氏，捐资数额排在第七位。
第二段里，信写“全家十一口”。陈拾注：卡十九卷宗里登载的死亡人数是九口。差出来的两口是谁，信里没有点名。他把卷宗里的尸检名录誊了一份贴在批注旁，两份名单并排，少的两个名字用红圈圈了出来——一个是家里的长工，一个是借宿的堤工学徒，都不姓这个姓。
第二段还有一句“夜里围宅”。陈拾注：卷宗载明围宅时间是黄昏酉时，宅门是从里面开的，门闩完好，撬痕在外侧的证据为零。
批到第三段，陈拾把笔放下了，对全组说了一句话。
“这封信最要紧的一个词，是‘我们’。‘我们全家’‘我们家守了五代’‘我们要平反’，每个‘我们’都藏着一个‘只有我’。他在偷换‘我们’。死者和凶手不能共用一个‘我们’。卷宗里那九口人是他家的，长工和学徒不是；堤是他家参与修的，不是他家守的。他把别人的名字划进‘我们’，再拿这个扩出来的‘我们’去讨债，讨的债就归他一个人收。”
周衍问讨的是什么债。
“平反是名，名后头是权。”陈拾指着信里“第七处历史档案全部公开”那一句，“这一条才是正题。档案公开，卷宗就得重查；重查就要有人代表家属到场，他是唯一活口，代表权自动落他手里。到时候他看什么、不看什么、引用什么，全由他定。评审会上他说‘分歧可以翻案’，这封信就是翻案的第一块砖。”
批注件编号P379，十五点定稿，二十八条，每条对应原文一处，全部附了可函询的出处。周衍把批注件连同公开信原文一起挂上了事实核查页面，标题只有原题和“批注”两个字。
十九点，页面浏览量过了六万。有人在转发里问：信里说活下来一个八岁的孩子，九口人的灭门案，凶手怎么偏偏漏了他。
陈拾重读信的第二段，找那一段的措辞。信里写的是“我从柴房的狗洞爬出去，跑了一夜”。他调出卷宗，卷宗载明孩子是次日清晨在邻村磨坊被发现的，身上无伤，脚上穿着鞋。狗洞两个字，卷宗现场图上没有记载；宅子的围墙图上，柴房位置标的是实墙。
他把这一条补进批注，编号二十九。补完，通读全信做最后一次核对，核对到信末签名上方那一行落款小字时，停住了。
那行小字是信里的最后一句，不在三段正文里，单独起的一行，没有标点：
灯下不问灯。
B1的档案库当晚加了班。检索跑了两个钟头，全部在案卷宗、口供、监所用语记录里查这五个字，零命中。值班的老档案员来电话，说这五个字他入行四十年没在任何案卷里见过，不是行话，不是黑话，也不是监所里的切口。
二十一点，陈拾把这一行的扫描件发去了守夜人的联络渠道，附了一句：见过吗。
回电来得很快。白守拙的声音在电话里，第一句问的是“这五个字哪来的”。陈拾答，账房公开信的落款。电话那头静了五六秒，再开口，声音比先前低了。
“把电话给我旁边的周衍。”白守拙说，“这五个字，是我们门里的话。守夜人换灯的时候用的口令，外人不可能知道。知道这句话的人，五十年前就该死绝了。”
周衍接起电话问：“你们门里，现在还有谁知道？”
白守拙的回答只有半句就断了：“知道这句话的，当年一共，”
线路里响起一声忙音，那头的座机被挂断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