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二日早上九点，B1的会议室来了一行人。
五个。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最年轻的五十八，最老的七十六。他们互相搀着进的门，进门之前在楼下集合，一起等电梯。老金在走廊上迎的，他和里头两家认识，第三位死者的遗孀走在当中，左右各扶着一个人的胳膊。
搀扶不是客套。遗孀的腿这两年不行了，另一位的眼睛不行了，剩三个，一个耳背，两个拄拐。五家的人，这十年里先在殡仪馆碰过头，后来在彼此家的饭桌上碰头，碰着碰着，走成了亲戚。
他们来交东西。
每人带了一只箱。箱子各不相同，皮箱、木箱、一只装过饼干的铁盒。九人名册上五名死者的遗物，家属收拾的时候各留了一样，留的都不是值钱物。
头一家交的是块怀表，死者生前戴的，表蒙裂了。第二家交的是一副老花镜。第三家交的是一封信。第四家、第五家交上来的，也是信。
九点四十分，五样遗物摆上桌。信，一共五封。
五封信的封皮一个样式，牛皮纸的，封口没贴死。每封信的封皮上写的字一样，是死者生前自己写的：如未等到道歉，此信转交第七处。
信封皮上的字迹，五家各是各的手笔，可落笔的时间是同一天，这个当天就验出来了。苏眠翻信的时候，五封信的封皮内侧，各贴着一张剪下来的日历纸，日历纸上印着的日期，一模一样：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七日。
十一点，五信开了。
拆信经过家属同意，全程录像。五封信的信纸摊开，信不是长文，每封两页，写的事各不相同：有人写了当年账上的数，有人写了名字，有人只写了家里的事，交代儿女的。可五封信的结尾，都是同一句话的变体，“第七处要是有一天来人，把这个交上去”。
有一封的第二页夹着照片，照片上是手抄的账目，抄的人不会打算盘，数字是用加法一格一格垒上去的。
十五时，水印判定。
判定信写给谁，靠的是信纸。何广坤把五张信纸过了透光。纸上都有水印，水印是一个盾形的标。这批纸不是市面上的纸，是机关内部用的文印纸，水印批次对应着领用单位。五个批次的编号查了登记：三个批次归属市局文印室，两个批次归属第七处本部的档案科。
写给账房的信，用的不会是第七处的纸。
陈拾把五张透光的照片排在灯下，排完说了这一章里头一句要紧的话：“信我们收下，回信用‘结案书’写。”
遗属们走的时候是下午四点。走之前那位七十六岁的老者，是第五家的，在电梯口站住，跟老金说：“我们五家商量好了，听证那天，能去的都去。去不了躺在床上的，让儿女举着照片去。不为别的，就为让人知道，这些人等过。”
老金应了，应的方式是把五家的电话挨个记在自己的本子上，记完给每家留了自己的手机号，写在他自己的名片背面。
十九时，纽扣。
收尾清点遗物的时候，苏眠发现的。第三位死者的那封信，信纸的第二页和封底之间，夹着一层薄薄的东西。倒在桌上看，是一枚纽扣。
纽扣是铜的，老式的一字扣，扣面上素面，没有字。她把另外四封信重新过了一遍。第四封的信封夹层里，一枚。第一封的，一枚。第二、第五封的，也各有一枚。
五封信，五枚纽扣。
五枚并排摆在灯下。样式一样，铜的，一字扣，大小相同。何广坤拿放大镜看了扣面，扣面磨得发亮，边沿上有一圈细密的划痕，划痕的方向一致，是从同一个模子里脱出来之后又经过同一道手工修边的活儿。
第五枚的背面有刻痕。刻痕浅，要斜着对光才看得见，两个字的阴刻，笔画生硬，刻的人不惯使刻刀。
刻的是：证人。
二十一时，五信归档，档号P437。
遗物清单五页，附图四张，图四是五枚纽扣的并排照。归档前陈拾在末页添了一行手写：五信写给第七处，五扣随信而行。扣上的“证人”二字，谁刻的，刻给谁，信里没有一个字提。
苏眠把第五枚的照片放大了贴在侧写图上，贴在那枚指纹照片的旁边。她贴完没说话，把五封信的信封挨个又对了一遍光。
五枚纽扣，四枚藏在信的夹层里，藏法一致，都是缝在信封内衬的纸缝里，拆开信封才会掉出来。第五枚不一样。第五枚没藏，就平平地夹在信纸中间，是希望被看见的放法。
第五家的地址登在遗物清单的末栏。清单末栏的边上，苏眠添了一行铅笔小字：第五位死者，名册上排第九。他家收到的信封，寄出局的邮戳，是二〇一六年一月的城南支局。
五封信是死者生前自己收着的，家属交上来的时候没拆过。可第五封信的封皮上，除了死者自己写的那行托付字，多了一个铅笔点，点在“第七处”三个字的“七”字上头，点得很轻。
那个铅笔点，五家里，只有第五封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