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七日早上九点，听证厅外的走廊上，人走得差不多了。
账房被两个法警押着往外走。走道口，他站住了，站住的位置正对着陈拾。他隔着法警看了陈拾几秒，开口了：“问一件事。就一件。”
法警看了看陈拾。陈拾点头。
账房问：“你摸过你父亲吗？”
走廊上没有别的声音。陈拾站着，没答。账房也不催，等了一阵，接着说了下去。
他说他这一辈子，父亲只活在别人的嘴里。他三岁那年父亲没的，家里人提起父亲，一人一个说法：奶奶说他父亲手巧，能修表；母亲说他父亲闷，一年说不了几车话；街坊说他父亲走那天是个大晴天。他把这些说法攒了一辈子，攒到最后，父亲是拼出来的，用别人的话拼的，哪句是真的，没处对证了。
他说：“我这些年跟人打交道，先摆弄档案，再摆弄人。摆弄到后来我明白了一件事，我这么干，就是想找一份能对证的。我父亲那一页，我永远缺着。所以我给旁人都预备了页码，我以为页码齐了，人就算有个着落。”
他看着陈拾，把问题问完了：“你的父亲对你，是不是也只是一页档案？你查了这么些年，查到的，是父亲，还是卷宗？”
陈拾的手在衣兜边放了一会儿，掏出来的不是笔。他掏出来的是工作证，翻开，夹层里压着一张照片。照片旧，翻拍的，是一副牙模的留档照，齿列的石膏模，模的边缘上有个手写的编号。
他把照片递过去。法警替账房接的，举到他眼前。
他说：“摸过。”
他说的是他父亲的牙模。旧案复核那年，遗物清档，父亲的遗物里有一副牙模，是他生前在厂里保健站留下的。复核要做比对，牙模从库房里出来，经手的是陈拾。他戴上手套，把石膏模捧在手里，一个齿一个齿地过了。上排左侧第三颗，有个补过的窝，补料是老式的银汞，比色的时候，他父亲的年纪算出来二十九岁。
他说：“捧着它的时候，我把耳朵贴上去了。石膏是凉的，可我听见了我父亲二十九岁那年，坐在保健站的椅子上，张着嘴，等大夫取模时候的呼吸。那副模是活人留下的。我父亲留下的活的东西，我就摸过这一回。”
他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档案我后来全查完了。查完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走那天不出门，知道了他的账，知道了他的怕。可这些加起来，不如那副牙模。因为牙模是他自己咬出来的。档案上每一个字，都是别人替他写的。”
账房听完，眼睛闭上了。
法警举着照片的手没动。照片在账房眼前停着，他闭着眼，没让法警撤。眼角有东西下来了，顺着皱纹的沟往下走，走到下巴，滴在衣襟上。他没擦。两只手铐在前头，他也没抬手，就那么站着，让眼泪自己走完。
法警要扶他，他摇头。
他站了多久，眼泪就走了多久。走完了，他睁开眼，跟陈拾说的最后一句是：“我六十年没在人前掉过泪。上回掉，还是我父亲出殡那天，我三岁，被人抱着，够不着棺材。”
他说完自己转身，让法警押着走了。走出两步又停了一下，没回头，补了半句：“你比我强。你有牙模。”
十点整，B1。
这一问一答进了笔录。周衍做的格式，陈拾口述，笔录上写的是问者、答者、时间、地点、在场的法警两名。笔录的末页，问答之后留了半页空，空处陈拾自己添了一行手写：
问题的答案不在我这儿。我摸过父亲，摸的是他二十九岁那年的咬合。他摸过吗，我不知道。他父亲那一页，缺了五十七年，今天他自己问了，问的人算是答了一半。
十点半，问答笔录归档，档号P440。
归档的时候，何广坤把昨天那枚尾号〇六的纽扣放在了同一张桌上。纽扣的残笔比对做了整夜，磨掉的三个字，第二、第三两个字残笔齐了，是“一鸣”。第一个字的单人旁，昨晚认出来的，今天把凹点的分布又扫了一遍，单人旁右边是三横一竖钩，笔画的走势对上了。
三个字是：宋一鸣。
铜扣的落款錾的是宋一鸣的名字。第九格柜子的钥匙、八年只收不发的号码、磨掉自己名字的第六枚扣，三样东西摆在一张桌上。登记簿上，〇六没有登记，这枚扣是宋一鸣绕开登记簿，自己找錾工配的。
配扣的钱，走的是那个空机主号码绑定的账户。
何广坤把比对结论递给陈拾。陈拾接过来，看的是附页。附页上，錾工的工钱转账有一笔回单，回单的日期，二〇一六年二月。转账的备注栏里，付款人写了四个字：
替第十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