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九日早上九点，B1的远程屏幕亮了。
连线的是看守所。宋一鸣坐在讯问室那头，监管干警在侧，程序文书宣读过，镜头编号入画。B1这头，全组在场，记录席坐的是周衍，笔录的开头一栏写的是：被讯问人主动申请补充陈述。
陈述从那句开场白起的。他看着屏幕说：“轮到我补一句话了。”
他补的是火。
一九七四年的那场火，卷宗上写的起火原因是电路老化。他把这个说法当庭改了。他说火是他放的。那年他十一岁，放火用的是他母亲存的一盒火柴，火点的位置，是档案室的排架尽头，先点的他母亲管的那一柜。
他说他母亲不是死于那场火。他母亲死于火之后的事，死于名册上没了名字，死于查无此人，死于每回问起，得到的回话都是“档案没了，查不着”。他说：“她等着有人告诉她，那年的账上她没做错。可账没了。”
火前的那个晚上，他翻过他母亲的柜子。他看见过名册上自己的名字，看见过父亲的名字底下那行注。十一岁的他把这两页抽出来，揣在怀里，然后点的火。烧的时候他想的是，这些纸烧了，往后谁也不能再拿纸压人。
陈述讲到这儿，他停了停，说了这一章里头的第一句要紧的话：“我烧档案，不是为了救母亲，是为了让‘没人敢归档’的规则死掉。这规则不死，还会有人等着跟纸对质。”
十一时，动机闭环。
闭环闭在两页纸上。他当年抽出来的那两页，一直没销。他从怀里揣到枕头底下，从枕头底下揣到成年的行李里。二〇〇八年他进档案科，带着的就是这两页。登记簿上他给这两页落的户，户名“残档”，档号是空的，只有他自己知道搁在哪一格。
B1这头，周衍问那两页现在在哪。
他说：“我寄出去了。跟那封信一个寄法，一个寄存公司，一个公证。条件是本案终审之日，投给第七处。”
死信箱的路数，又是死信箱的路数。寄存公司的底档当场核了，底档在，委托在册，条件一栏写着：本案终审判决生效之日。
十四时，死信箱补位。
补位补的是第九格柜子。账房当年批给宋一鸣的，是档案科的编外协办身份，柜子的钥匙，账房给他配过一把。宋一鸣承认了：八年里夜里开柜的背影，十一次，是他。取钉子的那次也是他，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四日，取的是九人名册——他把名册取出来，是为了在三十七份底稿上留钉孔。
他说：“底稿是他做的孽，名册是死人的根。孽和根钉在一起，谁也分不开谁。我把名册取走又送回去，取走是为了验钉孔对不对得上，送回去，是为了让你们后来开箱的时候，一开就开个全套。”
那枚压在“无罪”两个字上的指纹，也是他的。他翻到底稿第三十七份，看到页脚那行“无罪推定不适用”的时候，手指滑了一下。他说：“那一下，是我这辈子对这摞纸唯一一次手滑。”
十五时，账房回应。
账房收押在同案，远程轮到他的补充陈述栏。他的屏幕切进来，两个人隔着两块屏对着。账房听完宋一鸣的全部陈述，等记录席落了笔，开口了。
他说的头一句是：“你烧的那一柜，烧掉的账，我抄过。”
他说他当年在账房，规矩是每柜备一手抄底。宋一鸣母亲那一柜的底抄，在他手里存了五十年。他说：“你烧的每一页，我都替你收着，都在死信箱里。前八个柜子取空的，是底抄，不是原件。原件我动不了，底抄是我自己的手，我想放哪儿放哪儿。”
前八格柜子里灰上的拖痕，取走的东西有了下落。
宋一鸣对着屏幕点了点头。点完他说了最后一句：“那不叫替我收着。那叫替她收着。我母亲等的账，在你手里五十年，你今天才交。”
账房在那头没接话。过了一阵，他说：“交晚了。”
陈述收尾。补充陈述当场封卷，档号P441，卷壳上周衍贴的条签，签上八个字：火有来处，账有去处。
封卷之前，陈拾对着屏幕问了最后一个问题。他问寄存公司那两页残档，投递条件写的是终审生效，为什么不在案卷里早说出来。
宋一鸣看着屏幕，答的是：“早说出来，你们查案会带着它。带着答案查案，查出来的就不是案了，是印证。我让你们先查，查到火跟前，我再点火。今天的火，是从你们手里点的，不是我。”
远程切断之前，监管干警入画，宣读了讯问结束的时间。屏幕暗下去的前一秒，宋一鸣朝着B1这头抬了一下手，抬到一半，停了，又放下了。
笔录的末页，周衍留了被讯问人签名的位置。签名的位置上方，宋一鸣隔着屏幕签不了，按规定，笔录打印后送看守所补签。打印的笔录当天下午送出去了。
三点四十分，送达回证从看守所传回来。回证上宋一鸣的签名落了，签名底下，他自己多添了一行小字。小字用的是铅笔，写的是：
判决下来那天，去开第一个死信箱的人，带上她，名册第九家那位，替第十人守着扣的人。她认得那两页的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