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月8日上午九点，市局B1办公室。
听证的桌是长桌，桌上一支录音笔，一台速录。老金坐在证人席，面前一杯茶，茶叶是他自己带的。笔录的抬头写着证人基本信息：金满堂，五十二岁，第七处处长。
问话从双城之夜的调度记录开始。三十年前那一夜，两座城的调度令在案卷里是残缺的：纸面记录烧了大半，剩余的部分能证明调度令发出过，发令人和接收方，档案里写不清。
老金听完问题，先说了一句话：
“我记得的，和别人记得的不一样。”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看任何人，看着自己那杯茶。“别人的说法你们都录过了，档里有。我的说法跟档里的对不上。你们要是只想录一份跟档一样的，我现在就可以走。”
主持听证的郑重说：录您记得的。
上午十一点，乡音。
老金讲那一夜，讲的是细节。他讲的细节里最扎眼的是几个词：“回话”“压线”“走空”。这三个词，标准的调度术语里没有。标准词是回复、占线、空载。
“这三个词，是第七处旧专线的内部话。”老金说，“专线值班的人，接调度用乡音。当年处里的人一半是同一个县招进来的，调度令走专线的时候，为了快，术语全用乡音说。外面的人听不懂，听不懂就漏不掉。”
他讲了这三个词的出处：“回话”是他带的一个兵的外号，那兵回话总比谁都快一拍；“压线”是线路忙的时候，值班员用手指压着话键等对方说完的毛病；“走空”是空车回程。
这三个词进不进得了官方记录是一回事，能不能当证据用是另一回事。陈拾当场提出了核验方向：乡音词不入档，但专线的值班排班是入档的。三十年前那一夜的排班表，如果值班的人全部来自同一个县，乡音调度就成立。
下午三点，排班表。
档案调了。三十年前那一夜，旧专线值班三人，籍贯栏三个县名，同一个县。排班表的字迹是老排班员手写的，其中一个名字的写法，笔画顺序有乡音区特有的倒笔习惯，这个习惯，文书科的老档案员认得，当年全处只有那个县的人这么写。
调度的源头对上了：双城之夜的调度令，从第七处旧专线发出，发令人用乡音作业，纸面记录烧了，语言习惯留下了。
下午七点，记忆比对。
老金的证词和档里的版本做了逐条比对。档里的版本来自当年外单位的通报：调度令由市局总台发出，时间在事发后四十分钟。老金的版本：调度令从第七处专线发出，时间在事发后十二分钟。
两个版本差了二十八分钟和一条线路。
二十八分钟没法直接验证，纸没了。能验证的是老金记忆里的另一个细节：他说调度令发完，专线值班员往总台回拨过一次电话，电话通了没说话，响三声挂的。他说那是处里的暗号，三声，意思是“人已到位”。
总台的通话记录当年是留底的，这一夜的总台记录在另一份没烧的档里。调出来，那一夜，第七处专线呼入一次，时长九秒，无应答。
九秒，响三声挂断。档里的这条记录，此前三十年没人对它做过解释，因为没人知道三声挂断是什么意思。老金的记忆给了它一个说法，而这个说法只能在乡音作业的内部才成立，外面的人记档，只会记一个“无应答”。
笔录一页一页录完，编号P456。录到最后一条，郑重问：那一夜，第一个到现场的是谁。
老金端起茶杯，续水。热水从壶嘴下去，茶叶在杯里翻了一圈。他盖上茶杯盖，没喝。
“有些话，茶后才敢说。”他说，“档上写的‘先到的’，和我记得的先到的，不是一个人。档上那个人，我认得，他到的时候天都亮了。我先到的那个，”
他说到“先到的那个”，停住了。手指在茶杯盖上敲了一下，又敲一下。
速录员的手停在键盘上。录音笔的红灯还亮着。
老金看着杯子里的茶，看了半分钟，开口：“先到的那个，进楼之前喊了一嗓子。喊的也是乡音，那句话只有我们那个县的人才会喊。喊完他进去了，再出来的时候，怀里抱着东西，抱的是什么，”
茶杯盖在他手里又敲了第三下。他抬起头，看着桌对面的人：
“抱的是什么，我记得。但这句话出口之前，我想先知道一件事。白守拙那边，昨天也来录了证词。他的笔录，我的能看一眼吗？他要是把他记得的那个先到的，也说了——我再说我记得的。”
郑重看了一眼陈拾。陈拾从卷宗里抽出一页复印件，是昨天下午的笔录摘要，抬头是另一个名字，白守拙。
复印件推到老金面前。老金放下茶杯盖，拿起来，读。读到中段，他的手停住了。摘要上白守拙的那一句，被红笔框着：“先到之人抱物出楼，物为铁盒，盒上有编号。”
老金把复印件放平在桌上，手指压着那行字。
“他记得盒子。”他说，“我记得编号。”
笔录的最后一栏，证人的补充陈述，速录员打好了标题等他。老金没坐下，站在桌边，说出了他要补的那句：
“那个编号，三十年了，我只对一个人说过。对的是电话，对方没回话，响三声，挂了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