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月19日凌晨三点，天台路灯下，五个字念了出来：去看第二十格。
老金听完，把老花镜重新戴上，又看了一遍，说：“第二十格。哪个第二十格？”
陈拾没答，因为手里的棉签又蹭到了东西。五个字的刻痕上方，铜面上还有一道更细的沟，埋在更厚的黑垢里，方才第一遍油没渗到。他把棉签蘸满油，压在那道沟上，等油吃进去，再擦。
第二行字浮出来了，比第一行刻得还浅，七个字：第九案归档后。
两行字连在一起，是一句完整的话：第九案归档后，去看第二十格。
老金盯着那两行字，念了两遍，然后坐直了，说：“第九案。1971年的第九案。我入所那年，师祖手上正在办的就是第九案，那案子我打过下手，抄检材、拓脚印，抄了大半年。1972年结的案，归档那天，师祖一个人在档案室待到半夜。我记得，因为他回来的时候，手上有道新口子，包着手帕。他说是裁纸裁的。”
1月20日早上八点，B1办公室L116。
天亮前陈拾和老金没再查，把表封进物证袋，带回B1。早会全组到齐，表的拓片贴上了白板，编号P480。拓片是苏眠做的，两行刻字拓得清清楚楚，连收笔处拖的刀丝都在。
“两个问题。”陈拾站在拓片前，“第一，刻字是谁刻的。第二，第二十格在哪。”
十点，先解决第一个。
陈拾把拓片放到显微镜下，看的是刀法。刻痕的起刀深、收刀浅，每一笔收笔处带丝，这是裁纸刀的刀法，裁纸刀薄，吃不住力，收笔必拖丝。他调出档案，1987年师祖退休前留下的最后一批检材盒，盒盖上的编号全是手工刻的，刻痕拓片也在档。两份拓片并排放在灯箱上，起刀、行笔、收丝，一路一个样。
“同一个人刻的。”陈拾说，“表盖上的字，和检材盒上的编号，一把刀，一只手。”
老金接了一句：“师祖这辈子，所有的事，一个路数。裁纸刀刻的字，轻，浅，可他刻的东西，五十年洗不没。”
年代判定在十一点做完。刻痕的氧化层厚度，陈拾取样比对了馆里的铜器标本，刻字入铜的断口氧化了四十年上下，落款时间对上了1987年之前。再往前推一刀，第九案归档是1972年，字若是归档那天刻的，到今天正好五十年，前年正是氧化四十年出头的年份。
“刻字比第九案立案早不了几天，最可能就是归档那天。”陈拾说，“老金说的那道手帕包着的口子，对上了。”
下午两点，“预约”定论。
刻字是1972年落的，第二十格是师祖生前就指好的位置。何广坤查了博物馆的展柜台账，博物馆是旧址改的，展柜沿用第七处老档案室的柜子，一排柜子三十格，从左往右数，第二十格。老档案室1987年封存，封存清册上，第二十格的记录只有四个字：格内无物。
“1987年封存的时候是空的。”何广坤说，“刻字是1972年，中间隔了十五年。”
“空的，不等于没动过。”陈拾调出封存清册的原件照片，看的是第二十格那一页的纸。清册是1987年打的，纸面匀净，可第二十格那一栏，格线的墨色比别栏深——那一栏被描过。原记录被人用橡皮擦过，擦痕的毛边还在纸纹里，再重新画线、重新写上“格内无物”。
擦掉的原字是什么，清册上没了。但描线的手法露了一件事：1987年做封存清册的人，动过第二十格的记录。
“1987年。”老金说，“师祖退休那年。清册是他监的工。他把那一栏擦了，亲手写的‘格内无物’。”
“那就是说，格子在1987年之后到现在，三十八年，没动过。”陈拾合上照片，“封存条是完好的。第二十格上贴的封条，编号在档，1987年原件。”
全组半天没人说话。苏眠先开口：“他1972年刻的字，约的是第九案归档后去看。归档那天他自己去了，去了之后，什么都没留，只留了表。表修了十五年，1987年交给了老宋，同一年他把格子的记录擦成空白。他不是没放东西，他放了，又收了，收去哪了？”
“收进了表里。”老金说，“表在老宋手上停了三十年，今晚到了陈拾手上。他说去看第二十格，第九案归档后——好，现在第九案归档五十多年了，表也到了第三手。去看看他留了什么。”
下午四点，赶赴博物馆。
全组出动。老金走在最前头，进了老档案室，展柜一排靠墙，封条按格贴着，纸都黄透了。从左往右数，第二十格在柜子中段，封条完好，编号对上了档。
守夜人老沈拿来了钥匙，是1987年封存时留下的那串。钥匙插进锁眼，三十八年没转过的锁，转的时候发涩，转了三圈，开了。
玻璃格门拉开，格子里搁着一样东西，一个牛皮纸的物证袋，封口的火漆完好，袋面上是手工刻写体的一行字，还是那把裁纸刀的刀法：
等第九案的人。
下午五点，物证袋摆在长桌上。
火漆封口，袋身硬挺，压在格底三十八年。谁也没急着拆。老金站在袋子跟前，伸手在袋面上按了按，隔着牛皮纸，能摸到里面的东西是平的，薄，硬，像一叠纸，又像纸底下垫着别的。
陈拾戴上手套，捏住火漆的边缘，抬眼看了看全组，又看了看老金。
老金点头：“开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