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封收信人写着“下一案”的信，拆开只有一页纸，纸上是一份章程的草稿，拟章程的人没署名，只画了两只杯子。
章程的底稿，陈拾拿去问过周芸。周芸看了，说不是她拟的，可这纸她认得，是她殡仪馆库存里那批2003年的讣告纸。草稿在纸上躺了些日子了，不是为这封信现写的。
1月24日早上九点，博物馆开格。
章程按草稿改定，正式上墙。核心就一条：老档案室的第二十格，从这一天起改成常设的投递格，向全城开放，谁手里有没破的案子、没等到结果的线索、说不出口的疑问，都可以写信投进去。第七处接信，登记，能办的办，一时办不了的，格子替你留着。墙上还挂了一块小牌子，牌子上的话是从草稿上原样抄的：不承诺破案，只承诺有人看。
挂牌的活是老沈干的。他挂完牌子，在格子前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守这院子二十多年，头一回见着往档案柜里存未来的。”
十一点，制度上墙。
投递登记簿是苏眠做的，编号P482，一行一格：编号、收信日期、来件形式、案由摘要、承办状态。承办状态一栏预设了三种写法：办理中、已结、在格。苏眠在“在格”两个字底下垫了一道横线，说前头两个都是收尾，后头这个是开头。
中午到下午三点，投递口安静了三个钟头。林小满守在门房，一个人也没来。他倒不急，搬了把椅子坐在信箱边上翻旧案卷，说这个开局他熟，新开的信箱，头几天都是空的，头一封信最难等，得让全城先知道有这么个口。
下午三点二十分，首份投递。
来的不是信，是人。一位老太太进了博物馆的院子，在长桌改成的接待位前站定，手里捏着一个信封。她先问了一句：“这个格子，是我自己投，还是给你们？”
林小满起身接引。老太太没递信封，又问：“投进去的案子，是不是得是警察能管的那种？”
“不限制。”林小满说，“写清楚就行。”
老太太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信封，再抬眼：“我这个案子，有年头了。你们还收这样的案子吗？”
林小满说收。老太太这才把信封投进格子的投递口，投完没走，在接待位上坐了下来，说想看着他们登记。
信封从格子里取出来，登记开笔。老太太姓程，79岁，退休教师。信封是黄的，封口用糨糊粘的，粘了两道。登记到“案由摘要”一栏，程老师自己开了口，替登记的苏眠省了拆信的工夫：
“五十年前，我未婚夫失踪了。”
下午四点，问询。
问询在长桌东头进行，老金也在座。程老师讲得很慢，事情不长：1976年春天，她的未婚夫说去外地跑一趟货，走了，再没回来。当年报过案，查过，结论是失踪人口，卷宗在区里。她不信那个结论，五十年里自己跑过七趟当年的路线，问到过三个见过他最后一面的人。信封里装的就是这些——她这些年记的路线、人名、日期，还有一张两人的合影。
讲完她问老金：“我知道五十年了，人都该没了指望。可我上礼拜路过，看见你们挂牌子，牌子上写着‘没等到结果的，格子替你留着’。我今年七十九，等不动第五十一年了，就问一句，还查得动吗？”
老金没接话，先拆了信封。信纸抽出来一沓，最上面那张合影，黑白的，边角磨圆了，两个年轻人站在货站门口。信纸底下压着一样东西——一张邮票，老版，早就停了产。
程老师说：“邮票是他当年集的。我留着，想着哪天要是寄信给查案的人，就贴他这张。攒了一辈子，今天贴上了。”
信封上确实贴着一张同样的，她攒的不止一张。
晚上七点，全组在B1过信。
信里的记录按年份排，最早的一笔是1976年4月，最晚的一笔是去年11月。苏眠把路线、人名、日期誊进登记簿P482，誊完做了一件事：把信里提到的七趟路线对着地图核了一遍，七趟路线最后都汇到同一个地点——一个已经废弃的货运中转站。
老金把合影放在灯底下看了很久，然后翻到背面。背面有一行褪了色的钢笔字，是当年照相馆代写的日期：1976年3月28日。
老金盯着这个日子，从档案柜里调出了一份旧卷宗的索引卡。索引卡上，案发时间那一栏写的是1976年3月29日——程老师未婚夫失联的官方立案日期。
可程老师的信里，从头到尾，写的是4月初才走的人。她的记录和官方立案日期，差着十天。
晚上九点，程老师还没走，坐在博物馆门房的椅子上等消息。陈拾出去问她这十天的事，她愣了一下，说1976年3月底那几天，未婚夫确实回过一趟家，住了三天又出门，她记得出门那天是4月2号，因为那天她发了工资。
陈拾回到屋里，把两样东西并排放在灯下：官方索引卡上的3月29日，程老师信里的4月2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