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月7日上午九点，博物馆。
火漆那封信，头一天下午由白守拙按程序收件，编号P489，火漆拍照存档。陈拾出院第二天，左眼还糊着，用眼按半小时一节配给。头一节没给卷宗，给了这封信。
信是在博物馆的老值班室拆的。老沈开的门，钥匙串上二十多把，他摸黑抽出那把，说这间屋他守了二十年，头一回让公家的人在里头办公。火漆完好，起封用的是竹起子，漆片一片一片收进物证袋。信封里两样东西：一封信，一张照片。
信纸四页，钢笔字，竖排。落款没有姓名，只有日期，信末写的是1975年冬。字是老人手笔，笔画慢，横画收笔的地方都顿一下。
十一点，全文释读。
念信的活，陈拾没让别人代。他把信纸凑到半米内，右眼主看，左眼补着，一页一页过。信不长，四页里头三页在讲一个人：写信人的未婚夫，1972年秋天起在城西一带行医，背着药箱走街，不收钱，收粮食。走街的日子有账，账记在信里，几月几号，到哪条巷，看了多少人。最后一页只有两行：他十月底没再回来。我去他住过的屋子找过三回，屋里药箱还在。
信纸里夹着一张照片。黑白的，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站在一堵砖墙前头，都年轻，都在笑。照片背面有一行铅笔字，褪得只剩浅影：丙午年，春。
信念完，屋里静了一会儿。老沈在门口站着没进来，末了说了一句：“丙午年是1966。照片上那堵墙，是老门诊部的后墙，拆了三十多年了。”
下午一点，来人了。
信是投进博物馆信箱的，没贴邮票，没写寄件人。信封里另有一张纸条，写着一行地址和一个电话。何广坤照着地址跑了一趟，下午一点，人接来了。来的是一位老人，七十九岁，拄杖，进门先问了一句：
“他失踪五十年了，你们还收这样的案子吗？”
陈拾把信推到桌子那头，说：“收。第二十格立了牌子，不承诺破案，只承诺有人看。信我今天读了，四页，一页没落。”
老人在桌边坐下，看着那张照片，说照片上的女的是她，男的是她的未婚夫，姓顾，行医的，比她大四岁。1972年10月底人不见了，她报过案，当年立过案，查了两年，查成了一笔悬账。今年一月，她在报上看见第二十格的牌子，信写好了，不敢投，拖了一个月，前几日听说有个做了眼睛手术的处长亲自读信，才把信塞进了博物馆的信箱。
“为什么塞博物馆，不塞第二十格？”
老人说：“第二十格我去看过，门口排队。人多了，我怕信沉底。博物馆的信箱我认得，当年他行医之前，在馆里做过两年义务讲解。他说过，那信箱空着也是空着。”
老沈在门口接了一句：“馆里的老信箱，1985年封的，钥匙在我这儿。封了四十年，上个月封条叫人启了，启得干净，没撕坏。我补了张新条。”
下午三点，晕痕判定。
老人走后，陈拾重新过那四页信纸。他让苏眠把台灯压低，光斜着打。第一页纸面上有两处晕痕，圆的，直径两毫米上下，晕开的纤维朝着一个方向。第四页上有一处，晕痕边上叠着另一处，边线一深一浅，不在一个年头。三处晕痕，落在同一句的三个停顿上：他十月底没再回来。
陈拾把三处晕痕的位置记进卷宗，说：“不是一次写的，也不是一次哭的。这封信写了很多年。落款是1975年，晕痕不止一个年份。”
苏眠收信纸的时候，指尖在第一页右下角停了一下。那一角比别处薄，磨的，起毛边。她说：“这一角，摸了很多年。信写完，是常拿出来的。”
下午六点，查身份。
信里没写失踪者的全名，只有姓。何广坤去查1972年那笔悬账的原卷，原卷在市局档案库，调档函白守拙起草，一小时批下来。原卷薄，两页纸，失踪人登记栏写着：顾姓，男，约三十岁，行医，无固定执业。下面一栏，社会关系，填了两个字：无。
何广坤把原卷翻到底，翻出一张随卷的旧照片复印件，比信里那张早，一个人站在门诊部门口，白大褂，没笑。复印件背面有档案员的一行登记注：此人与1973年城西义诊名录中第七名医士相识，系兄弟关系，待核。
1973年的城西义诊名录，第七个名字，档案里没有照片，只有一行备注：流动义诊，人称“影子医生”，行踪无考。这行备注，老金一看就认出来了。他把复印件放下，说：“影子医生。师祖名录上，1987年之前那一页，末尾有个没写完的名字，头一个字是顾。当年誊到那儿，人没找到，名字停了笔。”
晚上八点，陈拾在值班室里把两页卷、四页信、两张照片并排摆开。摆完他说了今天最后一句指令：“查这个哥哥。义诊名录1973年原件，明天调。人找不到，先找到名字，名字找全了，人就有地方站了。”
老沈锁门的时候，钥匙串响了一路。锁到最后一道，他回身说了今晚的一句话：“那孩子当年在馆里讲解，我听过两回。他讲钟，讲到一座停了的塔钟，说了一句话，我记到今天，钟停了不等于时间没了，是没人对时了。你们这第二十格，就是给人对时的地方。”
老沈走了。值班室的灯还亮着，桌面上那两张复印件并排放着：信里那张合影上，砖墙前头的年轻人笑着；档案那张单人照上，门诊部门口的人没笑。两张照片上的脸，是同一个人的两种年份。档案那张的右下角，钢笔写着登记编号，编号前头有一行更小的字，小到要贴着灯才看得清：
顾兄，1946年生，弟，1949年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