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东，一个县。县城外头有条河。
河不算宽，平水的时候，站在岸边能把对岸人的脸瞅个大概。可这条河年年涨水，一涨就是半个月，水头下来，漫过河滩，两岸来往就断了。要去对岸，得往上游绕三十多里，从一座旧石桥上过。县里为这座桥合计了多年，这一年终于合了钱粮，定下来：修桥。
主事的，是县里派下来的一位里正，五十上下。这人是个实在人，上任头一年就把这条河的账算过：两岸摆渡的、绕远的、误了秋收的，一年折损多少，他都记在一个本子上。修桥的钱粮拨下来，他亲自盯着备料。石料、木料、石灰，备了一秋。秋后农闲，动工。
工地扎在河的北岸。开工头三天，先清河滩，定桥墩的位置。定位置那天，老工匠领着人干的。
老工匠是本县人，六十上下，做了几十年的活，这一片的桥、闸、坝，一半是他的手笔，另一半，是他师父那一辈的。县里请他，是里正亲自上门请的。人到了，先不急着动，拿一根麻绳，两个人扯着，把河宽量了，又把水深的地方用竹竿探了几处，量完，数都记在心里。
桩是从第四天开始打的。
打桩用的是石夯，八个人抬，喊着号子往下砸。头一根桩，打下去半天，还立着。到收工的时候，那桩歪了，桩头往东偏出一拃。
第二天又打。连着打了三根，一根比一根歪得快。最后一根，晌午打下去的，日头还没落，桩就斜进了水里，半截桩身让淤泥吸着，拽都拽不直。
工匠们在岸上议论。说的都是一样的：这河底不行。河底是烂淤，两丈来深，桩下去，跟插在豆腐里一样，吃不上劲。
里正听了一天。他在岸上蹲着，蹲了一天，瞅着那几根歪桩，瞅着河底翻上来的黑淤。收工的时候，他把老工匠叫到跟前，问：
“怎么修？”
老工匠没马上答话。他又蹲下去，从桩眼边上捏了一把河泥，在手里搓了搓，搓开，凑到跟前瞅。泥是黑的，油亮，搓完了，手心里挂着一层洗不掉的腻。
他把手蹭了蹭，站起来，瞅着河底，说：
“这桥不好建。不是河底的病。”
里正问：不是河底的病，是什么病。
老工匠说：
“桩里得有个‘人’，这桥才站得住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手里还捏着那把没蹭净的河泥，眼睛没看里正，是看着河底说的。语气跟先前量河宽、说泥性是一个调，平平的，不高不低。
里正没有立刻接话。
老工匠接着往下说。他说的是规矩：凡是大工程，桥也好，坝也好，闸也好，桩底下得有个“人”站着，桩才立得稳。他师父传给他是这么传的，他师父的师父，也是这么传的。他说，这不算什么稀罕话，干他们这一行的，老辈人都知道，只是如今没人提了。他说这几句的时候，跟交代怎么拌灰、怎么砌石是一样的口气，一句是一句，说完就完了，没有多一个字。
他说完了，弯腰把家伙什收拾了，该收绳的收绳，该码夯的码夯，干他的活去了。
岸上的工匠们，都听见了。没一个接话的。有的蹲着磨手里的凿子，磨了一阵又一阵；有的把抬夯的杠子换了根新的；有几个年轻的互相瞅了瞅，谁也没出声。磨工具的声音、收拾家伙的声音，接着响，就是没人说话。
里正在河滩上站着。
日头往西走，他站着。收工的工匠们从河滩上过，跟他打招呼，他点点头，人走了，他还站着。涨水前剩下的那条旧摆渡船拴在下游的桩子上，让水冲得晃晃悠悠。河里的水声不大，秋后的风贴着手背走。
天黑透了，工地上的火把点起来一溜，里正还站着。他跟的老长工在边上等，等到起更，才低声问了一句：爷，回不回。
里正往回走。走出一截，他把话撂下了，撂给跟着的人：
“工钱照旧，明天照我说的做。”
老长工应了一声，没敢问明天照说的是什么。两人一路上再没说话。
当夜，工地上的棚子里，工匠们吃了饭就躺下了。往常收了工，年轻人还要凑一处说说闲话，这一晚，各棚各的，早早熄了火。有一个年轻的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听见隔壁棚里，老师傅们也没睡，有翻身的声音，翻身到半夜，隔着席子，有一句压得很低的话飘过来：
“他答应了。”
那边顿了一顿，回了半句：
“里正是个本分人，就是这桥，”
话到这儿，让人咳了一声，掐断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