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以后，三楼那间屋，一天一顿的饭照旧送。
老妈子端上去，搁门口，下楼。空的下来。屋里灯夜夜亮着，亮到后半夜。饭食还是那样，说不上好，说不上坏。窗台上掰碎的干粮，雀儿照旧来啄。
这样过了些日子。
民国二十四年冬天，一个早上，天上飘着零星的雪糁子。
老妈子端着食盒上三楼。走到那间屋门口，她把食盒搁下，抬手叫了两声：三太太，吃饭了。
没人应。
往常这个时候，屋里总有动静——门闩一响，或者脚步到门后头。这天没有。她又叫了两声，还是没人应。她伸手推门，门推不动，是从里头闩着的。
她拿拳头砸了两下，砸得楼道嗡嗡响。里头静着。
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跑下楼，找到了管家娘子。管家娘子又报了大太太。大太太正梳着头，听了，手里的梳子没停，说：把门撞开。
宅里的男人都聚到三楼，看门的老张头也上去了。门是老门，厚，闩也结实。撞了四五下，门框裂了，门闩脱了，门开了。
人都在门口站住了。
柳氏挂在房梁上。
房梁上垂着一个旧铁钩，原先挂过一盏洋灯，洋灯早年撤了，钩子留了下来。她用的就是那根绳子，一头拴在钩子上。她身上穿的，还是进贺家门那天那身缎子衣裳。
床上，那个小包袱，系得好好的，放在床沿上。她进门那天拎进来的，让人翻开过一回，她自己又叠好系上的那个。屋里旁的东西，都齐整。针线笸箩摆在桌上，鞋底纳到一半，针别在上头。
没有字。她不识字。没有留给谁的什么话。
大太太是后上来的。她在门口站了站，把屋里扫了一眼，转身下了楼。楼下正屋里，她把管家娘子、账房叫到跟前，拿的话很简单。她说：
“三姨太是病死的。”
她说，这事不能传出去。一个姨太太，进门不满一年，死在宅子里，传出去，贺家的脸面、行里的生意，都要受牵连。从今儿起，对外的口径就一条：三姨太入冬染了病，医治无效，死在家里了。不许声张，不办丧事，不设灵堂。她说到这儿，把屋里的人挨个看了一遍：
“谁往外传一个字，谁就不用在这宅子里待了。”
没人言语。
当天，大太太让人从外头叫了两个人进来，做棺木的、抬棺的，都是口风紧的老熟人。棺木是薄皮的，当天打好。抬的人走的是后门，天擦黑出去的，两个人抬着，外头一辆骡车候着。埋的地方在城外，具体哪儿，宅里没人知道，也没人问。没有碑，没有记号。抬的人拿了钱，连夜回来，天没亮就各自散了，嘱咐过：不许说，不许问。
那根绳子，当天就解下来，在院里烧了。烧绳子的活儿落在老张头身上，他在院墙根底下烧的，烧完，拿土把灰盖了。
金镯子的事，打这一天起，宅子里再没人提过。
那间屋，封上了。
大太太吩咐，门上的锁换了一把新的，钥匙她自个儿收着。屋里东西不动，就那么放着。三楼那两间空屋，连同楼道，从此没人上去。下人们夜里当值，走到二楼楼梯口，就折回来，没人吩咐过，可谁都是这么走的。
宅子里那几天很静。表面上什么都照旧：饭照开，账照记，贺老板年底回来住了几天，问起三姨太，大太太说病死了，他哦了一声，说了句入土为安，这事就算过了。
只有几件小事，宅里人各自记着。
一件是那盏灯。人抬走那天夜里起，三楼那间屋的灯，再没亮过，本来就没人上去点了。可过了些日子，有天后半夜，老张头巡院，抬头瞅见三楼那扇窗，黑着，可窗里头，有个亮。不是灯亮，是一小团，位置就在房梁底下，亮了一阵，没了。老张头站在院里瞅了半天，跟自个儿说：是眼花。可打那以后，他巡院不走楼后头了。
一件是那个食盒。老妈子收家伙的时候，把那只送了一年饭的食盒收起来了，换了个新的用。旧的那只，她没扔，也没再用，搁在灶房顶格上，一搁就搁到她出这个宅子。
还有一件，是老妈子自己的。她后来老了，出了这个宅子，这事在她心里压了几十年，只跟极少数人说起过。她说，那天早上，她端着饭上三楼，门是闩着的，她叫了两声没人应。她说，她撞开门的时候，一抬头，头一眼瞅见的，不是别的，是房梁上那个旧铁钩。她说，那钩子她认得，早年间上头挂过一盏洋灯，后来灯撤了，钩子一直没摘。她说，人解下来的时候，那个钩子，纹丝没动。
钩子是铁的，焊死在梁里，摘也摘不动。
绳子烧了，人埋了，屋锁了。三楼从此再没有人上去。
只有那个旧铁钩，还在房梁上，挂在原来的位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