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氏埋了以后，贺家的日子，表面上照旧过。
饭照开，账照记，年照过。三楼那间屋锁着，钥匙在大太太屋里搁着。宅子里没人提这间屋，连“三楼”这两个字都少了。下人传话，说到三楼，都改口说“上头”。上头没人去，这话就渐渐用不着了。
这么着过了一年不到。
先不对的，是扫地的人。
宅里扫地是两个粗使婆子的活儿，一天扫两遍，一楼二楼，连楼道带正屋。三楼原先也扫，那间屋锁着，扫的是楼道和另两间空屋。头一年冬天过后，其中一个婆子跟管家娘子告了假似的说了句：三楼，能不能换个人扫。
管家娘子问怎么了。
婆子说：
“经过那间屋门口，能听见里头有动静。像是有个人坐在椅子上，起来，又坐下。”
她说，头一回她当是听岔了。屋里锁着，哪来的椅子响。可她连着听了几回，都赶上大清早，楼里静，她一个人在楼道里扫地，扫到那扇门跟前，里头就有那么一阵响。椅子腿在楼板上拖，一下，一下。不紧不慢，跟人起身坐下的那个节奏是一样的。
管家娘子没接这话，只把扫三楼的活儿派给了另一个婆子。另一个扫了半个月，也不扫了。打这儿起，三楼没人扫了。灰落多厚，落多厚。
宅里换了个新规矩：上三楼拿放东西的，得两个人一起走。走到那间屋门口，谁也不朝那门看，脚底下加快，过去了再说话。有个新来的小丫头不懂事，问过一句：那屋里锁的是什么？带她上楼的婆子一把攥住她胳膊，攥得生疼，一个字没说。小丫头打这儿起也懂了。
这些话，传到老妈子耳朵里的时候，她已经在厨房干杂活了，岁数大了，送饭的活儿早交了出去。她听人说椅子响，听人说门后有动静，人都拿这个当闲话说，说完了该干活干活。只有她，听了不言语。
有一回，几个下人在灶房里说这个，说得正热闹，老妈子端着簸箕从边上过，站住了。人家问她：您老送了一年饭，那间屋的事，您听说过什么？
她把簸箕搁下了。她说：
“那不是椅子。那是有人在屋里坐着、起身、再坐下。”
她说这话的时候不看人，眼睛只看着地。灶房里静了。有人想再问，她已经端起簸箕走了。打这儿起，灶房里没人再说这个闲话，不是不想说，是这话往下没法接了。
老妈子是贺家最后一个还敢上三楼的人。她一个月上去一两回，也不进那间屋，就是在楼道里站一会儿，然后下来。她上去做什么，没人问过她。她自己也没说过。
再往后，宅子里的动静就往楼下来了。
大太太病了。
开春起，她夜里睡不实，一天里头能有半宿是醒的。请了大夫，大夫把了脉，说是心血不足，开了方子，吃了不见轻。她的丫头夜里守着，守了些日子，跟管家娘子透了个底：太太夜里惊醒，惊醒了就说四个字，楼上有声。
那声音她描不出来。丫头问她，是响动？是脚步？她说都不是。她说，就是有动静，人躺在二楼，那动静从上头一下一下往下压。她说：这宅子底下是空的，上头是满的。这话她只说过一回，说完自己愣了半天。
入夏，她跟贺老板说了一句话。贺老板那年回来的次数多些，生意上不顺，行里压货，账收不回来，他两头跑。大太太躺在床上，跟他说：
“搬吧。”
贺老板没应。这宅子是他置下的产业，搬，谈何容易。可那两年他的生意一年不如一年，洋货行让日本人开的洋行挤得喘不上气，货压在库里，本钱折了一半。到了秋天，他应了。宅子挂出去，托中人卖。
买主是外省一个做盐的，接手改做了公馆。贺家搬家的日子定在十月里，十几辆骡车，家什装箱，账本上交，一大家子人外加下人，前后忙了三天。
搬家的那三天，有件事宅里人人瞧见了，人人没说：没有一个人上过三楼。
三楼的东西，一件没搬。锁着的那间屋不用说了，另两间空屋里还搁着些箱笼杂物，也没人去拿。大太太坐在车边上，仰头瞅了一眼三楼的窗，把脸转开了。贺老板从头到尾没抬头看过那楼一眼。老妈子是最后一个出这宅子的，她出来的时候，怀里抱着个包袱，手里还提着一样东西，那只旧的食盒，在灶房顶格上搁了好几年的那只。她把它带走了。
铁门上的锁，换了别人的。
打这儿起，这宅子就开始换手。
做盐的住了不到三年，搬了。往后换过几任主人，有过一家银行的人借住过，有过一个衙门占过，再往后做过宿舍，也空过好些年。住户来了走，走了来，每一拨住进来的时候，都是头一回听说这楼的事；住上一阵，就都听说全了。
这楼里的事，街面上一点一点传开。传到最后，各家的说法对不上，年份乱，人名乱，谁死了、死了几个，越传越没个准数。只有一件事，哪一拨人听的都是同一个说法，一个字不差：
三楼靠里那间屋，别住。
这句话没人知道是从哪一拨人嘴里起的头。它就是传下来了。公馆的听差知道，宿舍的住户知道，连街面上收废品的、送煤的，都知道。有人问过为什么，得到的回答都一样，说不上来，老辈传下来的。
那间屋，锁换过几把，门还是那扇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