附页补全的那几条数，办案的人没搁下。他把卷宗从头又看了一遍，看到“方向朝下，手在脚底下”那一条，抄在了自己的本子上，抄完盯着看了一阵。
他去找了贺法医一趟，问：贺同志，这一条，要是对的话，人应该在哪儿？
贺法医说：攥的时候，那只手在他脚底下。他脚踩着河底也好，悬在水里也好，那只手都比他的脚低。那就在河底，或者贴着河底的那层水里。
这是一句推得极干净的话。手在死者下方。死者淹没在河湾那片水里。那只手，就在河湾那片水的底下。
办案的人回去调了打捞的记录。打捞那三天，上来下去几十趟，摸是拿手摸的，摸的是人，不是手；网拖了几遍，拖网走的是底，网眼里上来过烂树根、烂鞋，没上来过别的。可那是找尸体的走法。照贺法医这条推论，要找的不是一整个人，是一双手，或者一个蹲在河底的人。摸和拖，都算不上找过。
他跟村里打了招呼，请打捞的人再来一趟。
打捞的头一个姓罗，村里水性最好的，那年下河摸人的就是他带的头。他接这活儿的时候问了句：找什么？办案的人说：找底下有没有东西，什么都要，人的东西更要。老罗说：成。
老罗找底，有自己的路数。他先备了一根长竹竿，竿头绑了个铁钩子，又让两个帮手拉着他，从出事那片水的上游下水，贴着河底，一竿一竿地点过去。竹竿点底，点是石子，是钝的一声；点是水草，是滑的一声；点着软泥，竿子往下陷半寸。这片水底下哪儿是什么底，老罗点完了，心里有一张图。
这一段河底，他点了两遍。头一遍从北岸点到南岸，第二遍换个走向，从上游点到下游，两遍的路线交叉着来，一块地方都没落下。竿子点过的地方，石子、水草、软泥、两块半埋的大石头，再没有别的。没有沉下来的木头垛，没有坑洞，没有能藏住一个人的洼子。最深的地方，一人一手深；最浅的，齐腰。
点完两遍，老罗上了岸，说：底下没东西。竿子点得着的地方，都点着了。
办案的人说：点不着的呢？
老罗说：点不着的，拿网走。
拖网是第二天来的。村里有两副捞鱼的拖网，一副大的，网口丈二；一副小的，网口八尺。网用船拖着走，网口贴底，船从上游往下走，走一遭，起一回网。大网走了一遭，网里上来的是石子、水草、一只烂胶鞋、半截浸透的麻绳。第二遭，石子、水草，一个破瓦罐。小网走第三遭，走的是贴着两边岸根的窄处，大网够不着的死角，起来的是水草、几个碎瓶烂罐。
三遭网，走完了那段河底。网上来的东西摊在河滩上晾着，办案的人蹲着翻了一遍，一件一件翻的。没有铁器，没有衣物，没有人的骨头，连一枚扣子都没有。
第三天，办案的人自己下水了。
他在部队里练过泅渡，水性够用。他叫老罗在岸上看着，自己从出事那个位置下水，一个猛子扎到底，贴着河底，睁着眼，一段一段地爬。河底的水凉，上头是夏天，底下是深秋的凉。水浑，睁着眼能看出去一臂远。他顺着底爬，手从石子上过，从水草里过，从软泥里过。哪里有坑，坑多深；哪块石头底下有空，空多大，他拿手都量了。爬一阵，浮上去换气，再扎下来接着爬。
那一片水，他从北岸爬到南岸，又从上游爬到出事点，再从出事点爬到下游滩口，爬了小半天。上来的时候，他的手泡得发白，指头肚上的皮都皱了。他坐在河滩上，喘匀了气，把湿透的衣裳拧了拧。
老罗问：底下有吗？
办案的人坐在滩上，半天没说话。他见过河底了。那片底下干净得很：石子是石子，水草是水草，软泥是软泥，两块大石头，石头底下那点空，塞不进一条狗。没有手，没有人，没有任何东西待过的痕迹。软泥上连一个手印、一个脚印都没有——软泥是存得住印子的，三天前的印子也存得住。那片软泥平平整整，什么都不曾来过。
他回县里，把湿本子翻开，水痕洇了半页。他换了干本子，想了想，写了一行。写完，他照着念了一遍：
“水下未发现任何人类痕迹。”
这一行进了卷宗。竹竿探过两遍，拖网走过三遭，人潜了一遍，写下来，就是这一行。
卷宗按这一行走。附页上的数，成因那栏照旧写水下勾挂。案子定的是意外溺水。每一页都对得上，每一步都走得通，抽验挑不出毛病。
结案之前，办案的人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晚。桌上摊着两样东西：一张附页，一页打捞记录。附页上写着那只手：环形，绕一圈，宽约三指，偏小的手，一副手同时下去，劲儿不小，生前攥的，攥的位置在死者脚底下。打捞记录上写着那片水：探两遍，拖三遭，潜一遍，水下未发现任何人类痕迹。
他把两页纸对在一块儿看，看了一阵。然后他拿出钢笔，在草稿纸上写了四个字：抓的人在：
写到这儿，笔停了。
笔尖在纸上顿着，墨洇出一个小点。他把笔搁下了，把那半句划了。
两页纸，都对。一页说那只手在。一页说那儿什么都没有。
抓的人在哪儿，这一问，没有答案。它就搁在那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