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点五十以后那半个来小时，五楼那户的屋里，没有一件事再发生。挂钟走到六点过，阳台上那件内衫的水，滴得慢了。
六点二十，楼梯上有了脚步声。
是男人回来了。他那天回来得早，押车的那趟活提前交了货，班车又顺，比平时早了一个多钟头。他拎着一个网兜上楼，网兜里是两瓶黄酒、一包猪头肉，进门前还在五楼的楼道里站了一下，掏钥匙。
六点二十几分，钥匙进了锁，门开了。
屋里没开灯，天光斜着进来，斜到堂屋一半的地方。他跨进门，手往墙上的开关上摸，摸着了，摁下去了。
灯亮了。
客厅里的事，就摆在灯底下。
她挂在吊扇下面。一根尼龙绳，拴在吊扇中间那截连着挂钩的杆上，人就吊在那底下，脚离地三十厘米。脚上还是那双旧布鞋。她身上那件浅色翻领褂子，领口翻得平平整整。那张方凳倒在她脚边的地上，凳面朝上，一条腿压着另一条。
他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网兜，站住了。站了有一阵子。
然后他进了屋。网兜搁在了门边的地上，黄酒一瓶立着，一瓶倒了。他走到吊扇底下，先去够那根绳。够不着，他把倒了的方凳扶起来，踩上去，一只胳膊揽住她往上托，另一只手去解绳扣。绳扣解开了，他把人抱下来了。
抱下来以后，他把她放在堂屋的地板上，放平了。放平以后，他跪在那儿，跪了一会儿，抬手把她散下来的头发，往耳后拢了拢。
然后他站起来，出了门。
楼里没有电梯，他顺着楼梯下去，走到三楼，敲开了三楼老太太家的门。开门的时候，老太太看清了他的脸，手里的针线笸箩掉在了地上。
他说：上五楼来。帮个忙。
他又下到二楼，敲了对门那户，又敲了楼底下两家的门。前后十来分钟，下来了四个人，跟着他上了五楼。有人进了屋，有人在门口站着没进去。老太太进去看了一眼，退出来，靠在楼道的墙上，捂着心口。
有人在巷口打了派出所的电话。
警察是七点前后到的。上了五楼，拍照，看现场，看那根尼龙绳，看吊扇的挂钩，看倒了又扶起来的方凳，看阳台上晾着还没干透的衣裳，看灶间刷得干干净净的锅。客厅茶几的玻璃板底下，压着那张条。
条拿出来了。上头的字不多：说对不起，说活不下去了。就这两句，末尾落了个日期。
当晚，男人被带走问话，问了一个多钟头，放回来了。问的是今天人在哪儿、几点到的家、门锁有没有动过、绳是家里原来就有的还是新出现的。他一样一样答了：押车，交货，六点二十到家，锁没动，绳不知道，家里从来没见过这根绳。
尸检隔天做的。结果出来：自缢。条上的字，取了笔迹比对，是她的手。这桩事定性：按意外处理，家属无异议。
后事是照流程走下来的：报了单位，拍了电报给北边老家，孩子的奶奶带着孩子坐火车过来。第三天，在殡仪馆办了个简单的告别，来的都是楼里的街坊和厂里几个老人。第四天，火化了。
整个流程，从开门那一晚到火化，五天。
那五天里，男人的话很少。厂里来吊唁的人，他一个一个招呼，倒茶，递烟，送出门。孩子问妈妈去哪儿了，奶奶把孩子带开了，没让他问第二遍。
只有一个晚上，告别的前一夜，他在屋里坐着，对门媳妇和三楼老太太过去送吊唁用的白布，看见他一个人坐在堂屋的桌子边上，桌上摊着那张条。条要跟着档案走，办手续的人给他看过，还给他的时候，他把条压回了玻璃板底下原来的位置上。
老太太她们坐了一会儿。临走前，老太太问了句：条上写的什么？
男人说：说对不起。说活不下去了。
老太太叹了口气，没再问。对门媳妇站着没动。男人又开了口。他指着条上头一行的三个字，说：
“我看了那条。字是她的。可写条的时候，她的手在抖。她写‘对不起’三个字的时候，笔画是断的。”
对门媳妇凑近看了一眼。那三个字，横是横、竖是竖，都是分成两三截写成的，每一截的起笔和收笔墨都重，中间淡下去，断开了。底下那句“活不下去了”，笔画倒是一笔连着一笔的。
对门媳妇想问什么，没问出口。男人把条收了回去，重新压在玻璃板底下。
第五天，火化完了。孩子的奶奶带着孩子回了北边。男人在楼里又住了半个月，天天早出晚归，跟以前一样。然后他找了中介，把那间屋挂了出去，自己搬去了厂里的宿舍。搬走那天，家具没带走多少，那只吊扇留在天花板上，三片铁叶子，停着。
事办完以后，楼里议论过几天。议论的，多是那根尼龙绳，家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绳，哪来的，没人说得上。还有那张凳子，凳子是她平日择菜坐的，从灶间挪到了吊扇底下。这些话说了几天，没说出个什么，就都歇了。
派出所那边结了案：意外，自缢，有遗书，笔迹对上，家属无异议。卷宗合上了。
从她上吊那晚，到卷宗合上，中间过了这五天。这五天里，办手续的问过男人话，问过笔迹，问过绳。楼里的街坊问过“条上写的什么”。
从头到尾，没有一个人，问过她一句：为什么要这样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