隔了两天，老潘又去了三叔家。
进门之前他在门口站了站。上回三叔说，要把日子在脑子里过顺了再讲。他算了算日子，两天，不多，可对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，够他把一件事在心里过几十遍了。
三叔这回没让他多等。茶倒上，人坐定，他就开了口。讲的还是那几年的事，讲得比上回细。
他说：“那个媳妇的日子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你要我挑出哪一天不一样，我挑不出来。天天是一样的。”
陈家那时候的担子，一半在老太太身上，一半在那间里屋。老太太病了，起不来，一躺就是大半年，汤药不断。里屋的门白天敞着一条缝，人在堂屋里做事，耳朵得留一半在里屋，那边一有动静，就得进去。
男人不在。跟着工程队在外头做工，一年到头回来不了几趟。老太太病着那几年，他就回来过两回，一回停了三天，一回两天。家里捎信要钱，钱倒是按月寄，人不到。
里里外外，就是那个媳妇一个人。
三叔说：“她起得最早，睡得最晚。天没亮，楼里头一家的烟囱冒烟，就是她家的。晚上我们这些孩子都睡了一觉了，五楼的灯还亮着，一家人的碗筷都收完了，她还在堂屋里扫地。那间堂屋的地，她一天要扫好几遍。”
老潘问：小姑子不搭手吗？
三叔说：“小姑子那时候十几岁，还没定亲，是这家捧在手上的。老太太的药是她熬，可熬药之外的事，一概不沾。你要问这一家怎么分工，说不上分工，就是她一个人转，别人围着看。”
老潘没接话。三叔自己往下讲。
孩子的事，他上回提过一句，这回讲全了。
他说：“她生过一个孩子。没站住。那年冬天没的，落地才几个月。她抱着孩子跑下楼的那个晚上，我记得，雪天，她一双脚就穿着布鞋。孩子没救回来。从那以后，她话就更少了。原来见人还点个头，后来就是抬一下眼皮，就过去了。”
老潘问：孩子没了之后，那家人待她怎么样？
三叔说：“外人看不出来。没打她，没骂她，一日三餐照旧。老太太病着，说话凶，对谁都凶，不光是对她。要说凶到哪儿去了，我没听见过。我们做邻居的，能看见的就是这些，门里的事，看不见。”
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。楼里的人各过各的，没人觉得五楼有什么不一样。五楼的灯每天亮得最早，灭得最晚，日子久了，那盏灯就成了楼里的更漏，看见五楼亮着，就知道天快亮了；看见五楼还亮着，就知道夜里还没到头。
三叔说：“那一年，开春以后，老太太的病重了一层，下不了床了。她侍候得更紧了。也就是那阵子，”
他停了。这一回停得长，中间喝了一口茶，又把茶碗放回去。
他说：“有一天上午，她一个人在家。”
老潘问：家里就她跟老太太？
三叔说：“就她们两个。小姑子那几天去了外婆家。那天上午，五楼先是没动静，后来动静不对，里屋老太太喊人，一声一声地喊，嗓子是哑的，喊的不是人的名字，就是喊人，来人啊，来人啊。我们楼里先是没人敢上去，老太太喊成那样，都当是老太太不行了。是四楼一个壮年的先上去的，门从里头闩着，撞开的。”
他说：“撞开的时候，她已经在堂屋里了。”
客厅的吊扇上。
那台吊扇是那两年家家装的，钩子是原先挂蚊帐的钩，梁当间一个。用的是一根麻绳，家里捆东西的那种。
脚离着地。
老潘没有出声。三叔也没有看他，他看着自己面前那张桌面，一句一句往下说，说得很平。
他说：“人放下地来的时候，是几个邻居搭的手。救护的东西那个年头没有，来了人也只是来看一眼，记个时辰。老太太在里屋哭得没了声。等她男人从外头往回赶，赶回来是三天以后的事了。”
屋里静了好一阵。
老潘问：她留话了吗？
三叔说：“没有。一个字都没有。屋里桌上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头天晚上该洗的碗都洗好了，扣在灶台上。什么都没留。”
老潘问：为什么死，有人知道吗？
三叔说：“没人知道。问遍了，谁也说不上。她没跟人红过脸，没跟人哭过一场，没跟人诉过一句。街坊后来议论，议论了几十年，议论出来的话你也听过一耳朵了，就是那一句，五楼死过一个媳妇。为什么，跟着人一起埋了。”
他把话讲完，靠回椅背上，半天没动。
过了一阵，他又说了一句：“还有一样，我上回没说。撞门进去的人后来讲，那根麻绳，不是临时找的。绳头是系好的，系得整整齐齐。一个结。”
老潘从三叔家出来，是后半夜了。巷子里一个人都没有。他慢慢往回走，脑子里是三叔的话，一句一句，过得很慢。
天没亮就下厨房的人。收完碗筷还在扫地的人。抱着孩子穿着布鞋跑下楼的人。见人点一下头就过去的人。
那间堂屋，梁当间一个挂蚊帐的钩，后来吊扇装在那个钩底下，一根麻绳，脚离着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