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说旧事的第二天，阿念给房东打了个电话。
她本来是想问那栋老楼的事。电话拨通了，说出口的却是租约——合同是一年一签，眼看到了要交下半年房租的时候。房东在那头很客气，说：铺子你要是续，价钱还按老价；你要是想缓几天，也行，不急。她应了两声，把电话挂了。挂了以后她在收银台后头坐了一会儿，那句想问的话，从头到尾没问出口。
倒是把账本翻出来了。
账本是软皮的，开张那天买的，记了半年多。她一笔一笔对着看。房租一季一交，是她最大的一笔；进货的钱，半个月一笔；电费小得几乎不用记，一个月几十块，摊在纸上看不见。再看进项：零售的花，零零碎碎；几个订过花篮的单位，续了两回；给隔壁老板娘代存的那些花，月底结一点保管的钱。
她拿笔在纸上算了算，划掉，又算了一遍。
两遍的数是一样的。照这么开下去，刨去房租和本钱，落到手里的，比她给人打工那年多不了几百块。
这个数她其实心里有。只是这天夜里，白纸黑字摆出来，看得更清楚些。
要说这店经营得不好，也不全对。她的花是这一片最好的，批发市场的人都这么说，同样的货，到她手里就精神。来买过花的人也都说她这儿的花放得住。可这一片是新街，新楼里住的人本来就少，楼底下的铺子一多半还空着，白天街上走着的多是过路的，过路的人不买花。
一家花店，靠的不是过路人。
她也想过办法。上过外卖平台，平台上搜花店的，都定在老城区那几条街；她发过传单，传单发出去两百张，换回来三个订花篮的。进价一天一涨的花，她不敢多压，娇气的更不敢接，接了就是自己的。
这天下午，老板娘过来串门，两个人坐在门口说话。说到生意，阿念顺口提了一句，说这半年，也就是个持平。
老板娘说：持平还不好？这一排铺子，你问问谁持平。
阿念说：持平是搭上我这个人。我天天看店，工钱一分没算。
老板娘剥着手里的话梅，看了她一会儿，说：“小念，我跟你交个底。你租的这间，房东手里头，不是我泼你冷水，你前头换过好几家，都没做长。”
阿念说：我怎么没见过换？
老板娘说：“你才来几个月。头一家做窗帘的，做了半年，走了。第二家卖手机配件的，三个月。第三家是卖凉茶的，更短。你去问问房东，他的合同一年一签，不是签着玩的。这一排就我做的时间长，我是挨着路口，沾人流的便宜。你这间在中间，前后不靠。”
她说：“他们为什么走，我不清楚，有说位置不好的，有说别的原因的。反正都没做长。你自己心里有个数。”
老板娘说完就回去了。
阿念坐在门口，把这话想了一遍。位置不好，这个她认。中间，前后不靠，人从街口进来，走到她这儿正好开始腻，再往前走两步就出了这条街。
晚上她妈打来电话。
电话是从老家打来的，一个礼拜一回。她妈先问了吃饭，问了天气，然后照例问生意。她照例说还行。她妈在那头沉默了一下，说：你上回说，那一片人不多。
阿念说：是不多。
她妈说：租钱挣得回来吗？
阿念说：勉强。
她妈说：勉强就是没挣回来。你那个店开了快一年了。要我说，不行就换个地方。你表姐在城东开花店，那一片老小区，人多，逢年过节单子接不过来，去年还雇了人。你要不好意思开口，我让你表姨去说，把你弄过去，两姐妹搭着做。
阿念说：妈，哪有那么容易。
她妈说：有什么不容易的。你那铺子一年一签，又没押死。房租要交了，正好是个坎，趁这个坎，挪了。
阿念拿着电话，看着店里。满架的花在灯底下。那一桶桔梗，批发伙计说撑三天的，如今第六天了，一朵没塌，边上还冒了个新骨朵。
她说：再想想。
她妈说：这有什么好想的。
阿念说：不是想那头，是得算算这头。我这一店的花，搬一回去，折腾掉小一半。老主顾刚有几个，一挪又得从头来。
她妈说：老主顾几个能当饭吃？
阿念说：再想想吧，妈。交租的日子还没到，到日子我给你去电话。
她妈在那头叹了口气，说：你自己拿主意。钱不够，家里给你凑。
电话挂了。
店里静下来。阿念把账本合上，压在收银台底下。她在店堂当中站了一会儿，又走到门口，往外看。
街上的灯亮着，铺子一半黑着。房东那间铺子，在她左手边第三间，空着，玻璃门上贴的招租纸都黄了。右手边老板娘的窗帘店还亮着灯，里头电视响。
她锁门回家，路上给自己数了一遍：位置不好，是真的。换过好几家，是真的。老家的表姐能搭她，是真的。房租交了不一定挣得回来，也是真的。
条条都通向挪。
她走到巷子口，站住，回头看了一眼街那头她的店。玻璃门里那盏小灯亮着，隔着一条街都看得见。
她想的是什么呢？她自己说不上来。回到家里躺下，她妈的话、老板娘的话，一句一句过。过到最后，停下来的还是那个数，持平。持平的店，一天一天往下耗，耗不完；可也挣不出去。
交租的日子一天一天近了。她跟自己讲好了：到日子那天，拿定主意。
日子到了那天，她一早就把攒好的钱取出来，装在包里，往店里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