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柬是下午三点到的。
不是司机送来的——是省城商界联谊会筹备组的人亲自跑了一趟文化宫。西装，皮鞋，拎着公文包，进门先递名片：省工商联联络处副主任，姓周，四十来岁，说话客客气气的。
“姜老师，下周六晚上省城商界有个酒会，在国贸大酒店三楼宴会厅。”周副主任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请柬，红底烫金，捏在手里沉甸甸的，“筹备组想请几位文艺界的代表出席，您这次曲艺大赛拿了冠军，是咱们省城文艺界的新面孔——”
姜乐接过来翻开。
请柬内页夹着一张便条。不是打印的，是圆珠笔写的，笔画用力很重，纸背面都能摸出凹痕：
“姜老板，三千块你不收，这杯酒总得喝吧？——沈大发。”
她看完，把便条折回去，抬头问周副主任：“沈老板是筹备组的？”
“沈总啊——大发贸易的沈总？”周副主任笑了笑，“他是今年酒会的赞助方之一。这张请柬是筹备组统一发的，便条是沈总托我夹进去的。他说跟您有过一面之缘。”
一面之缘。
姜乐心里过了一遍——昨天司机递信封，今天筹备组递请柬。沈大发把路子从私下转到公面上，就是不给她拒绝的余地。私下拒了三千块，你能拒。公开的酒会请柬，筹备组亲自送达，你一个刚拿了冠军的曲艺演员，拒了就是不给省城商界面子。
这不是请柬。
是阳谋。
“姜老师？”
“我收下了。”姜乐把请柬合上，“麻烦周主任跑一趟。”
周副主任摆摆手说应该的，又客套了几句“姜老师年轻有为”之类的话，拎着公文包走了。皮鞋声在文化宫走廊里蹬蹬蹬响，跟昨天马德才甩袖子走人的动静差不多——但这个人脚步稳，不气不喘，是办完事就撤的利索劲儿。
姜乐站在票房门口，把请柬翻过来掉过去看了两遍。
烫金的字在走廊灯底下反光。国贸大酒店三楼宴会厅。下周六晚六点半。
她把请柬揣进兜里，手指蹭到昨天赵铁嘴留的那张烟盒纸，两张纸在口袋里叠在一起。一张是旧手艺人的后悔，一张是新生意人的试探。
姜乐掏出来看了一眼。烟盒纸上“刀钝了”三个字还是歪歪扭扭的。她把请柬也拿出来，搁在一块儿比了比。
赵铁嘴的字丑，但用力轻。沈大发的字也丑，但用力重——每一笔都像拿刀子刻的。
她重新把两张纸分别折好，塞回兜里，往剧场外头走。
霍铮下午没加班。姜乐到家的时候，他正蹲在厨房门口修水龙头，扳手搁在地上，袖子卷到手肘以上。
“霍队。”
“嗯？”
“沈大发请我吃饭。”
霍铮手里的扳手顿了一下。他把水龙头拧紧，站起来在水池子里冲了冲手，擦干了才转过身。
“怎么请的？”
姜乐把请柬递给他。
霍铮接过去翻开，先看请柬正文，再看那张便条。看完他没说话，把请柬搁在桌上，从兜里摸出烟来点上。
烟雾在厨房门口散开。
“酒会。”霍铮说，“不是单独请。他把场面搞大了，你不去就是不给面儿。”
“对。”
“去的都是什么人？”
“省城商界联谊会的局。沈大发是赞助方之一。”
霍铮吸了口烟，慢慢吐出来。“他在试你。”
“试我有没有缝儿。”
“对。昨天送钱，你不收。今天换酒会——酒会比钱难拒。你去了，他就能跟你搭上线。你去不了，他也能看出你的态度。”霍铮弹了弹烟灰，“这人做事比沈曼丽稳。沈曼丽上来就莽，他是先探再套。”
姜乐靠在门框上。“你觉得我该不该去？”
霍铮沉默了几秒。
“危险。”
“你哪次出警不危险？”
话一出口，厨房里安静了一瞬。水龙头没拧紧，滴答滴答往下掉水珠。
霍铮把烟掐了，搁在烟灰缸边上。他抬起头看着姜乐，眼睛里头那种当刑警才有的东西浮上来——不是紧张，是算计。他在算这个局里有多少不确定因素，算她能应付多少，算自己能不能兜底。
“今天不是我出警。”
姜乐愣了一下。
“我出警的时候有枪，有证件，有同事，有对讲机。出了事我知道往哪儿找人，知道怎么呼叫支援。”霍铮声音不大，语速不快，每个字都像秤砣一样往下坠，“今天不是出警。今天是我媳妇儿要去一个我不在的局。我能做的不是冲进去——是等你出来。”
他把“媳妇儿”两个字咬得很实。
姜乐看了他一会儿，从他手里把烟灰缸拿过来，把烟头搁正了。
“所以我问你，我该不该去。”
“你想去。”
“对。”
“那你去。”
霍铮没拦她。不是不担心，是他知道姜乐决定了的事拦不住。昨天司机递信封的时候她就说过——她这条命不是用钱能砸开的。今天沈大发换了个砸法，用场面砸，用身份砸，用公开酒会这四个字砸。但道理是一样的。
姜乐要是不去，沈大发就知道她有软肋。
她要是去了，沈大发就会知道——她没有缝儿。
“时间地点。”
“下周六晚上六点半。国贸大酒店三楼。”
霍铮点点头，把请柬拿起来又看了一遍，记住上面每一个字。然后他把请柬还给她，转身去拧水龙头。拧紧了，水珠不滴了。
“下周六我送你。”
周六傍晚，霍铮换了一身便服。
不是警服，不是制服，是一件深灰色的夹克，里头套了件深色的衬衫。他把枪搁在家里的抽屉里锁好，钥匙搁在鞋柜上。
姜乐换了身利索的——深蓝的西装外套，里头是白衬衫，袖口扣得整整齐齐。不是曲艺演员的行头，是生意人的穿法。她对着镜子整了整领口，把赵铁嘴的烟盒纸从旧衣服兜里掏出来，看了看，又搁进这身西装的暗兜里。
“带这个干嘛？”
“压阵。”
霍铮没再问。
吉普车发动的时候，天还没全黑。西边天角烧着一片橘红的晚霞，街道上的路灯刚亮起来，光还是白的，混在暮色里不太显眼。
车里没人说话。收音机开着，里头在报天气预报——明天多云转阴，局部有阵雨。霍铮伸手把音量调小了一点，手收了回去，搁在方向盘上。
姜乐侧头看了他一眼。便服底下的霍铮跟穿警服的时候不太一样。警服把人撑起来，便服把人放下去。他现在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男人，开着一辆普通的吉普，送媳妇去参加一个普通的饭局。
但他后背绷得很直。
那是常年穿警服养出来的习惯，换了衣服也改不掉。
车拐进国贸大酒店那条街，路上的车多起来了。私家车、出租车、还有几辆黑色的轿车，挂了省城机关的牌照。酒店门口站了两个穿西装的迎宾，胳膊底下夹着签到簿。
霍铮把车停在马路对面，没熄火。
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，塞进姜乐手里。
是个哨子。
塑料的，红色的，挂在钥匙链上那种。不是警用的，但吹起来声音很尖。
“不是给我用的，”霍铮说，“是你有麻烦的时候让附近人听见的。这种酒店，隔音好，喊破嗓子不一定有人应。哨子不一样——声音能穿透好几层楼。”
姜乐把哨子攥在手里。
“两个小时。”霍铮看了一眼手表，“七点到九点。九点钟你不出来，我就进去。”
“进去干嘛？”
“接你。”
他没说“找你”，也没说“救你”。说的是“接你”。
姜乐把哨子揣进兜里，推开车门。
傍晚的风灌进来，夹着街道上的灰尘味和酒店门廊飘出来的香水味。她站在车门口，回头看了霍铮一眼。
“等我。”
“嗯。”
车门关上的声音闷闷的。
姜乐穿过马路，走到酒店门口。迎宾看了一眼她的请柬，在签到簿上勾了一个对号，伸手示意电梯方向。
她走进大堂的时候，水晶灯的光打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反射出一片一片的金色。高跟鞋踩上去，声响碎碎的，像踩在凝固的光上头。
电梯门开了。
三楼宴会厅的大门敞着，里头已经有人在走动。觥筹交错的声音从门里头漏出来——碰杯的响动，低低的笑声，椅子腿蹭过地毯的闷响。
姜乐把请柬递给门口的服务生。服务生核对了名字，抬手往里让。
“姜老板。”
声音从左边传过来。
不高不低，不冷不热，像菜刀切进冻肉里——利索，但没有温度。
姜乐转过身。
沈大发站在宴会厅入口的廊柱旁边。
五十出头，个头不高，穿了一身灰西装，领带打得规规矩矩。脸上带着笑，但笑意只到嘴角，没往上走。眼睛不大，眼珠子很黑，盯着人看的时候不闪不避，像在称你的斤两。
他伸出手。
姜乐也伸出手。
握上去的一瞬间，那只手很冷。
不是刚从空调房里出来的那种凉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意。九月天的傍晚，外头还有二十几度，他的手却像刚从冷水里捞出来。
但握力很足——指节收紧，虎口卡住她的手掌，是生意人标准的握手力度。不轻不重，恰到好处。
“姜老板，久仰。”
脸上是温和的笑，皱纹挤在眼角。那张脸看着挺和善，不像沈曼丽那么凌厉，也不像赵铁嘴那么苦愁。瞧着就是个做买卖的老本儿，递烟倒酒，谈笑风生。
但眼皮底下有层青灰——不是没睡好的那种，是一片不太健康的灰白。
“你那三千块退得太干净了。”
沈大发松开手，笑着摇了摇头，语气像在聊家常：
“我做了二十年生意，头一回有人把汇款单装进账本里，还写了‘待查’俩字。财务老刘给我打的电话，说沈总你那笔钱没花出去，让人锁抽屉里了。”
姜乐把手收回来，指尖上还残留着那股凉意。
“沈老板，那三千块我收了的话——”
“你就不来了。”沈大发接过话头，“收了钱，你是我沈某人买过的角儿。不收钱，你是我沈某人请来的客人。姜老板，这里头区别大了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还是盯着姜乐，嘴角的笑没变，手背在身后，站姿很放松。
但姜乐注意到一个细节。
沈大发的食指在轻微地敲自己的手背——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节奏不快，但一直没停。
“今天就是喝杯酒，认识认识。”沈大发转身往宴会厅里走，侧头示意她跟上，“商界酒会嘛，人多嘴杂，谈不成什么正经事。姜老板能来，就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儿。”
他走在前头，姜乐跟在后头。
宴会厅里摆了十几张大圆桌，桌上铺着白桌布，中央搁着鲜花和菜单卡。来的人不少，有穿西装的，有穿中山装的，还有几个穿着夹克但口袋里别着万宝路的。
沈大发领着她往里走，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。
“沈总——好久不见啊！”
“大发贸易最近那批货走得不错嘛！”
沈大发一一应着，点头，微笑，握手。他的笑容对每个人都一样标准——亲切，但不亲热。
姜乐跟在他身后，注意到他后背那片灰西装的布料底下，微微有点驼。
不是年纪大了的驼。
是常年坐办公椅、看账本、算账目，颈椎往前倾的那种驼。
商人的驼。
沈大发把她领到靠里的一张桌子，拉出椅子让了让。姜乐坐下，他把桌上的菜单推到她面前。
“姜老板喜欢吃什么？国贸的红烧肉不错。”
“沈老板，”姜乐把菜单搁回去，“你请我来，不是为了一盘红烧肉吧。”
沈大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起来。
这回笑意往上走了走，眼角皱褶挤得更深。他看着姜乐，像看一件出乎意料的货品——不是贬低的意思，是那种生意人看到东西比预期更好时的本能反应。
“对。”沈大发坐下，两手交叉搁在桌布上，“我请姜老板来，是想问你一句话。”
“问。”
“你那三千块——是真的嫌少，还是真的不拿？”
桌布上头搁着瓷盘、银筷子、高脚杯。鲜花插在玻璃花瓶里，水很清，能看见花茎上没剪干净的叶茬。宴会厅的空调开得足，凉风从头顶往下压。周围碰杯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有人在寒暄，有人在递名片，刀叉碰在瓷盘上叮叮当当一片。
姜乐看着沈大发的手。
那双搁在桌布上的手，不怎么动弹。指甲剪得很短，指节有些粗，不像坐办公室能养出来的那种白细——他早年干过活，可能是装卸，可能是跑腿。后来才做大的。
“沈老板，”姜乐说，“三千块也好，三万也好——钱收了一次，就有第二次。我收了你的钱，以后你让我上你公司的年会说相声，我去不去？你让我去你朋友儿子的婚宴上唱段子，我唱不唱？”
沈大发听着，没打断。
“曲艺团的人都知道。我拿大赛冠军，为的不是当你沈老板的御用艺人。”
沈大发的手指在桌布上轻轻敲了两下。
然后他不笑了。
不是生气——是认真。
“姜老板，你这话说得不客气。”
“你请我来，也不是图客气的。”
沈大发看了她三秒钟。
然后他伸手拿起桌上的茶壶，给姜乐面前的高脚杯倒了半杯茶。
不是酒。茶。
碧螺春，叶子在热水里慢慢展开，香气淡淡的。
“那好。不客气。”沈大发把茶壶搁回去，“今天不谈钱，不谈买卖，只问姜老板一件事——你觉得曲艺这个行当，三年后还能剩几个人吃饭？”
姜乐端起茶杯，没喝。
茶水面映着水晶灯的光，金澄澄地晃。
“沈老板，这话该我问你。你自己的生意——三年后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上请人喝茶？”
沈大发的笑容彻底收住了。
宴会厅里有人在大声敬酒，话筒回音嗡嗡的。外头天彻底黑了，窗玻璃上映出满屋子的灯光。
马路对面，一辆灰色吉普还停在路边。
霍铮在车里看了眼手表。
时针刚过七点。他点了一根烟，烟头在车窗边一闪一闪的，像夜里头不肯灭掉的信号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