姜乐在茶室里接到电话的时候，外头的路灯刚好全亮了。
电话是小芳打来的。
“乐姐，银行那边来人了。说所有账户——对公的、个人的——全冻结了。理由是涉嫌非法集资。”小芳声音压得很低，背景音里有人在用力拍柜台，“他们带了文件，红头的。我拖不住了。”
姜乐把杯子搁下。
“拖不住就别拖。”她说，“你现在去剧场后台，找哑叔。告诉他，把我搁在他那儿的那口箱子拿出来。然后你回家，今晚别出门。”
“可是——”
“没有可是。照做。”
姜乐挂了电话，站起来。茶室老板正在柜台后头擦杯子，收音机里放着晚间新闻。她掏出五块钱压在杯子底下，推门出去。
街上的人比刚才多了些。下班的、买菜回家的、接孩子放学的，自行车铃铛响成一片。姜乐混进人群里，步子不快不慢，棉袄的领子立起来遮住半张脸。
她走到巷口的时候停了一下。
一辆警车停在马路对面。
不是平时巡逻的那种面包车。是市局刑侦队的桑塔纳，车牌号她认得——霍铮队里的。
车门开了。
下来两个人。一个穿警服，一个便装。便装的那个手里夹着烟，往茶室方向看了一眼，然后低头跟警服说了句什么。
姜乐没跑。
她拐进旁边那条巷子，穿过卖菜的小摊，从一个修鞋摊边上挤过去。卖菜的大姐喊了一声“哎你碰我菜了”，她没回头。
巷子尽头是剧场后门。
哑叔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
老头七十多岁，背驼得厉害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。他看见姜乐从巷子里出来，没说话，把手里那口藤条箱递过去。
姜乐接过来，蹲在地上打开。
箱子里搁着一套灰扑扑的棉袄棉裤，一双黑布鞋，一顶毛线帽子，还有一沓旧报纸和一个褪色的帆布挎包。棉袄袖口磨得发白，棉裤膝盖补过两块补丁。最底下压着一副老花镜和一管深棕色的油彩。
哑叔比划了两个手势——快，走后头。
“我知道。”姜乐说，“叔，后台化装间今晚别让人进。”
哑叔点头。
姜乐拎着箱子进了剧场后台。走廊里的灯没全开，只亮了一盏，照得墙上的演出海报半明半暗。她推开化装间的门，把箱子搁在化装台上，对着镜子坐下。
镜子里的人头发散下来披在肩上，脸色不太好，眼睛底下有青影。
她拧开油彩盖子。
这管油彩是剧团的老货，色号叫“老旦棕”，专门用来化老太太的。她挤了一点在手背上，拿海绵蘸着往脸上拍。先从额头开始，沿着发际线往下，把皮肤原本的颜色一点一点盖住。然后是眼窝——她用手指把油彩往眼眶深处揉，揉出两道阴影。鼻翼两侧加深，颧骨下面打暗，嘴角画两道往下拉的纹。
她手很稳。
去年在剧团给赵铁嘴当徒弟的时候，老太太教过她老年妆的化法。赵铁嘴说，化老旦不能光往脸上抹颜色——你得把骨头画出来。人老了，皮相不重要了，骨骼才是底子。
姜乐对着镜子，拿深色油彩在颧骨下头勾了两笔阴影。脸颊瘪进去，像掉了牙的老太太。
她把头发盘起来塞进毛线帽子，戴上老花镜。镜框是街上修眼镜摊子上那种一块五一副的塑料框，镜腿缠着白胶布。
然后她站起来，把身上那件棉袄脱了，换上箱子里的灰棉袄。棉袄大了一号，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。她又往棉袄里揣了两层报纸——不是怕冷，报纸撑起来，腰就没了，整个人看着臃肿得跟街上卖菜的老太太一样。
挎上帆布包。
包里搁着两样东西：竹板，和霍铮那盘磁带。
她把化装台上自己的东西全收进藤条箱，锁好，推到角落的旧戏服堆后头。镜子前只留下打开的油彩盖子和一块脏海绵。
外头有人敲门。
“姜乐！”是霍铮队里老刘的声音，“我知道你在里头。出来。”
姜乐没应声。
她弯腰把帆布包甩到肩上，拉开化装间另一侧的门。这道门通舞台后头的道具通道，从那儿能绕到剧院后巷。
老刘又敲了两下。第三下的时候门被撞开了，锁舌弹飞，打在墙上。
化装间里空荡荡的。
镜子前搁着一管打开的油彩，海绵是湿的。老刘伸手摸了一下椅面——凉的。人走了至少五分钟以上。
他转过身冲门外喊：“后头！她往后巷跑了！”
姜乐已经走到巷子口了。
她把背弓着，步子迈得很碎，手里攥着一沓报纸，边走边哑着嗓子吆喝：“晚报——广州日报——买报嘞——”
声音跟平时完全不一样。姜乐是唱数来宝的嗓子，清亮，穿透力强。现在她故意把气往嗓子眼压，声音从喉咙缝里挤出来，又沙又哑，带上荔湾老城区老太太那股子拖腔。
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从她身边过去，放慢了速度。
“阿婆，晚报几多钱？”
“三毛。”姜乐伸出三根手指，手背上画了老年斑——油彩混着水彩颜料点上去的，近看也看不出破绽。
中年男人掏了三个硬币，拿了一份报，蹬上车走了。
姜乐继续往前走。
街上的人没谁多看她一眼。一个弯腰驼背的卖报老太太，满大街都是。她走到十字路口，在报摊边上停下来，眼睛扫了一圈。
两辆警车停在路对面。老刘和另外两个人从剧场正门跑出来，正在往两边巷子里看。
没往她这边看。
姜乐低下头，把报纸重新摞了摞，继续吆喝：“晚报——买报嘞——”
她走得慢。
肚子里那团东西让她走不快。孕吐的反应还在——早上起床的时候干呕了三次，霍铮给她泡的酸梅汤已经喝完了，保温杯搁在家里茶几上没来得及带出来。
她压着呼吸，一步一步往珠江边的方向走。
走到第三棵榕树底下的时候，身后有人快步跟上来。
脚步声很熟。
姜乐没回头。她把报纸举高了一点，挡住自己半张脸，嘴里继续吆喝：“晚报——”
一只手从她身后伸过来，按在报纸上。
“别吆喝了。”霍铮的声音压得很低，“老刘在两条街外，他没看见你。但你再吆喝下去，别人该注意到了。”
姜乐放下报纸。
霍铮穿着警服，手里拿着对讲机。他站在姜乐旁边，看起来就像一个警察在盘问一个卖报老太太。但他另一只手拿着的不是记录本——是一个搪瓷缸子。
搪瓷缸子盖着盖子，外头裹了一层毛巾。
“酸梅汤。”他把缸子递过去，“早晨煮的。你出门没带。”
姜乐接过来，没喝。她把搪瓷缸子搁进帆布包里，跟竹板和磁带放在一起。
“老刘是你故意带过来的？”
“不是。”霍铮说，“冻结令是市局直接下的，我没收到通知。老刘是李强的人。李强今晚值班，接到协查通报就直接派人过来了——没经过我。”
“协查通报谁发的？”
“省城市商业银行。报案材料里写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数额巨大。”霍铮顿了一下，“报案人签名是钱友财。”
姜乐没说话。
“你账户里还有多少钱？”霍铮问。
“不到五万。”姜乐说，“剩下的，下午转走了。”
霍铮看着她。
“你早知道他要动手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姜乐把报纸夹在腋下，拧开搪瓷缸子喝了一口酸梅汤。汤是温的，酸甜味压住了嗓子眼里的恶心感，“但我知道迟早有人会动手。上次银行抽贷的时候，钱友财站在门口等的样子我看得很清楚——他不是那种一次不行就算了的人。他回去一定会查我的底，然后找机会再来。”
“所以你把钱提前转走了。”
“转去三个地方。”姜乐说，“一部分转进剧场职工工资账户，那是专项存款，不能冻。一部分转给供应商，付了下季度的场地租金。还有一部分——”
她看着霍铮。
“汇到省厅纪检账户上了。”
霍铮愣了一下。
“你给纪检汇钱干什么？”
“不是汇钱。是交证据。”姜乐把搪瓷缸子盖子拧紧，塞回帆布包，“霍铮，钱友财冻结我账户的时间点太巧了。今晚王建在茶室传消息，今晚我账户被冻，今晚老刘直接来剧场抓人——你觉得这是三件不相关的事？”
霍铮没答话。
“所以你把证据交省厅了。”
“对。下午你录的那盘磁带，我找人翻录了一份，连同一份情况说明、王建这几年的通讯记录异常点，一起寄去了省厅纪检处。按照挂号信的速度，明天上午到。”
“寄件人署名是谁？”
“没署名。”姜乐说，“但我在情况说明里写了——建议纪检处联系市局刑侦支队霍铮支队长核实。所以明天，省厅会给你打电话。”
霍铮沉默了片刻。
街对面，卖糖水的老头推着车经过，铁皮锅里冒着热气。有个小孩拽着大人的衣角指着糖水车嚷嚷。
“你这么做，等于是把我推到王建对立面去了。”霍铮说。
“你本来就在他对立面。从你录那盘磁带开始。”姜乐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，“霍铮，你现在只有一条路——公开表态对我进行独立调查。在所有人面前，跟我划清界限。”
“这样我就能名正言顺地把王建的案子查到底，而钱友财不会因为我们的关系继续追咬你。”
“对。”
霍铮看着她这副卖报老太太的样子——弯腰驼背，满脸皱纹，手里攥着一沓报纸，帆布包里搁着竹板和酸梅汤。她的手指头上有油彩没擦干净，指甲缝里嵌着棕色的颜料。
他忽然伸手，从她手里抽出一份晚报，翻开。
“多少钱？”
“三毛。”
霍铮掏出三毛钱硬币，搁在她手心里。他的手指碰到她手心的时候停了一下。
“明天省厅来电话，我会申请对你进行独立调查。”他压低声音，“在此期间，我们不要见面。”
姜乐点头。
霍铮把钱币按在她手心里，松开手，转过身走了。走了两步又停下来。
“王建今晚在他自己家里开了瓶红酒。”他说，“他以为钱友财已经把你拿下了。”
“让他喝。”姜乐把三毛钱揣进兜里，拎起报纸，继续往珠江边的方向走，“明天酒就该醒了。”
霍铮看着她走远。
卖报老太太的背影消失在榕树的气根后头，吆喝声又响起来——“晚报——买报嘞——”声音沙哑，拖腔带调的，跟街边任何一个卖报的老太太都没区别。
他握紧手里的对讲机，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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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友财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前的烟灰缸里搁着半截雪茄。
秘书敲门进来，把一份报告放在他桌上。
“钱总，姜乐账户的资金流动记录出来了。”
钱友财没看报告。他盯着窗外，手指在桌面上慢慢敲。
“说。”
“我们动手冻结的时候，账上只剩不到五万块。其他资金在我们动手之前已经转走了——分别汇入剧场工资账户、场地供应商账户，还有一笔汇到了省厅纪检。”
秘书说完，等着老板发火。
钱友财没有发火。
他把报告拿过来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然后放下。
“这个女人比我想的有意思。”他说，“她不是临时起意跑的——她是早就准备好了。账户被冻，她一点都不慌。”
他拉开抽屉，拿出一个黑色的笔记本，翻到某一页。那一页上写着“姜乐”两个字，旁边已经画了一个圈。
现在他又在圈旁边加了一笔——一个新的圈。
“下次动手之前，先查清楚她还有几个退路。”
他合上笔记本，把雪茄拿起来吸了一口。
窗外，珠江上的汽笛又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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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建住的小区是新式公寓楼，七层，有电梯。他住在六楼，客厅窗户对着马路，能看见楼下进出的人。
他今晚心情很好。
茶几上搁着一瓶红酒，酒标是法文的。他不认识那行字，但买的时候售货员说这是进口的，他就买了。高脚杯是年前搬新家时买的，一套六只，今晚他取出来两只。
一只倒满酒，搁在自己面前。另一只空着，放在茶几对面。
“敬姜老板。”他端着酒杯，对着空气举了一下，“可惜你现在喝不上了。”
酒刚喝了两口，电话响了。
他放下杯子，拿起话筒。
“喂？”
电话那头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声线冷淡。
“钱总让我通知你——姜乐的钱提前转走了。”
王建手里的杯子停在半空。
“转走了？转到哪儿了？”
“不知道。但钱总说，这件事不太对。”电话那头停了一下，“另外，霍铮今晚没回队里。他对你的事，可能有察觉。”
王建把杯子搁下。
“不可能。今天下午他还——”
“今天下午是今天下午。现在是现在。”对方打断他，“钱总让你最近低调一点。别再往外递消息了。”
电话挂断。
王建坐回沙发上，看着面前那杯红酒。
酒还是刚才那杯酒，颜色没变，但看着忽然不那么顺眼了。他点了一根烟，吸了两口，然后掐灭在烟灰缸里。
窗外马路上的路灯亮着，照得地面发白。
楼底下有个卖夜宵的摊子，炒河粉的油烟飘上来，混着辣椒味。
王建站起来，走到窗边往下看。
街上没什么人。
只有一个老太太，弓着背，抱着没卖完的报纸，慢慢腾腾地往珠江边走。走几步还回头看一眼，像在等人。
王建没在意那老太太。
他回到沙发前，拿起手机，拨了个号码。
“喂，是我。明天那批货先别动——等我电话。”
挂断电话后，他又看了看那杯红酒。
端起来，一口喝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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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乐走到珠江边的时候，江风把她手里的报纸吹得哗啦啦响。
她把报纸夹紧，找了张石凳坐下。帆布包搁在腿上，竹板和磁带压在挎包里，搪瓷缸子里的酸梅汤已经凉了。
江面上，货船的灯光一串一串地亮着，汽笛声远远近近。
她摸了摸棉袄内兜。
内兜里搁着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。
那是今天下午她在茶室里，趁霍铮不注意的时候，从他笔记本上撕下来的。纸上写着王建今晚通话的那个电话号码——和一个地址。
地址是荔湾区一条巷子里的门牌号。
姜乐把纸条塞回内兜，站起来，抱起报纸。
往前走两百米，是市区邮电局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那个分点。
她得在省厅明天收到挂号信之前，再寄一封信。
寄给谁，她还没想好。
但王建正在喝的那瓶红酒——她打算让他下一口就呛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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