巡演结束第三天，姜乐在工人文化宫后巷的垃圾站旁边找到了那个入口。
小芳前天提过一嘴。说文化宫后头那片老居民楼底下，夜里总能听见竹板声。不是街上卖艺的那种，是闷在地底下的，像从下水道里返上来的回音。小芳以为是闹鬼，没敢细打听。
姜乐蹲在垃圾站铁皮棚子底下，手指摸地面上一块铸铁井盖。井盖上头让垃圾车的轮子碾得锃亮，边缘的锈让蹭掉了，露出新鲜的铁茬子——这井盖常有人掀。
她看了眼巷子口。夜里十点半，路灯坏了两盏，梧桐树叶子把月光遮得严实。
姜乐把井盖掀开。
底下不是下水道。是台阶。水泥浇筑的，挺新，墙上挂着应急灯，白光打在台阶上能看见扫得干干净净的灰。空气里有烟味，有茶味，还有股子樟脑丸混着旧衣服的闷味。
她扶着墙往下走。台阶拐了两道弯，声音先上来了。
竹板声。不是一个人打，是至少五副板一块响。节奏压得极准，像心跳。
然后是喝彩。声音不高，闷在喉咙里，使劲儿憋着，怕让外头听见似的。
姜乐走下最后一级台阶，站住了。
眼前是一间地下室。不大，顶多六十平方。顶上吊着三盏白炽灯泡，没灯罩，裸线缠在暖气管子上。灯泡底下围着二十来号人，全都坐在折叠椅上，身上穿着灰的黑的棉袄棉裤，年纪最轻的也得五十往上。有人手里盘着核桃，有人端着小紫砂壶，有人膝盖上搁着老式录音机，磁带还在转。
所有人都在盯着屋子正中央那块空地。
空地上站着一个人。男的，四十五六岁，瘦，髋骨往外支棱着，棉袄袖子磨出了棉絮，领口别着一根竹筷。他手里攥着两副竹板，一副新的，一副旧的，新的板子打节奏，旧的板子夹在腋下没动。
他张嘴在唱。
声音从嗓子眼里往外挤，不是那种训练过的洪亮，是干，是哑，像磁带受潮后再放出来的动静，每个字都带着毛边，但每一个字都准。
“枪挑——东门外——”
姜乐脑子里嗡的一声。
这是姜云天的段子。《枪挑》。不是什么名段子，是小剧场里压轴用的活，姜云天自己编排的词，她小时候坐后台听过不下百遍。
这人怎么会的。
竹板声一停，满屋子老戏迷把茶缸子搁下，核桃不盘了，录音机按键摁下去，磁带吱吱地往回倒。
唱段的人没动。他眼睛望着一地烟头，嘴角抽了一下，像笑，又不像。
人群里一个老头站起来。深灰中山装，口袋插着钢笔，手里没茶壶也没核桃，说话声音不高，客气得像在茶馆里招呼熟人。
“再来一段。省城大剧院那版的，《风雪归人》。”
唱段的人抬起眼。姜乐看清了他的眼睛——眼白多，瞳仁小，像让什么东西吓得缩回去了再也没出来过。但那双眼睛在找东西，在满屋子人脸上扫过去，扫过来，扫到姜乐站着的方向。
定住了。
他盯着姜乐的脸，嘴唇动了一下，没出声。
姜乐在那一刻认出来了。不是认出了人——她不认识这张脸。她认出了那双眼睛里头的东西。那是见过姜云天的人才会有的眼神。敬畏、愧疚、害怕，三样搅在一块，让酒精和年头泡发了，拿都拿不出来。
中山装老头转过头，顺着唱段那人的目光看见了姜乐。
他不说话。满屋子人也不说话。二十来号人，一个咳嗽的都没有。
姜乐走进空地里。竹板在地上的灰里搁着，她捡起来。板子上刻着字——“姜云天·一九七九”。
她的板子。她爸的板子。
“谁教你的。”姜乐问。嗓子还在恢复期，说话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跟钉子似的，扎进墙皮里。
唱段那人没答。他手指在棉袄袖子里抠，抠了半天抠出来一根烟卷，捻在手里没点。
中山装老头先开了口。语气温和，像是拉家常。
“姜老板。久仰。你父亲的段子，在咱这个圈子里，那都是活教材。”
“我问你。”姜乐没看他，盯着唱段那人，“谁教你唱的。”
唱段那人把烟卷塞进嘴里，干嚼了两下烟丝，嚼出苦味来，嘴角抽搐得更厉害了。他忽然笑了。笑得不像笑，像哭找不到调门，只能硬憋出个笑的形状来。
“你爸教的。”
他声音打颤。
“我叫张德福。七九年进省曲艺团学员班，你爸是我师父。”
姜乐手指攥紧了竹板。竹板边上的毛刺扎进虎口里，她没觉着疼。
“我怎么没见过你。”
“团里花名册没我。”张德福把嚼烂的烟卷吐在地上，拿袖子擦了下嘴角，动作粗粝，但擦完后袖口规规矩矩地叠回去——那是练过功的人才会有的习惯，刻进骨头里，疯了都改不掉，“你爸收我的时候跟团里打过招呼。私下收的。没报备，没登记。团里不知道他有个徒弟。”
他顿了顿。满屋子老戏迷看着他俩，像看戏。中山装老头坐回折叠椅上，紫砂壶端起来，不喝，只是捧着暖手。
“后来，”张德福说，“后来他们知道了。”
“谁。”
张德福抬起眼皮，扫了一圈在场的老戏迷。手指头不敢指，只是朝空气里扬了扬下巴。
“他们。”
中山装老头把紫砂壶搁下。瓷底碰在折叠椅的铁扶手上，当的一声。
“德福。说话注意分寸。”
姜乐转过身，面对面看着中山装老头。
“什么分寸。”
老头没动。脸上还挂着笑，但眼睛不笑了。
“姜老板。咱这儿就是个票友聚会的地方。你父亲的老戏迷，凑一块儿怀念怀念。唱段子，喝茶，聊聊天。不犯法吧。”
“票友聚会。”姜乐重复了一遍。她看了看折叠椅上的录音机，看了看桌上摆着的五副竹板，看了看墙根堆着的成箱的磁带——TDK和索尼，空白的，拆了封，标签上手写着日期和段子名。
“你们录了多少段。”
老头没答。
张德福在后面低低地说了一句。
“三百七十二段。”
姜乐转过身看着张德福。疯子张——她忽然想起这个名字。团里老人提过，说姜云天有个徒弟后来疯了，跑码头唱野戏，没人知道下落。
“三百七十二段。”姜乐蹲下来，跟张德福平视，“全是我爸的活儿。”
张德福点头。
“他们让你唱。”
又点头。
“唱了多久。”
“七年。”
姜乐把嗓子里的酸涩压下去。她掏出搪瓷缸子——那个磕了瓷、底没漏的缸子——拧开盖子喝了口水。水凉了，灌进肚子里跟灌冰碴子似的。
“他怎么死的。”
满屋子空气僵住了。录音机磁带走到头，咔哒一下自动弹起来，没人伸手去按。
张德福的眼睛忽然不抽了。那双瞳仁极小、眼白极多的眼睛，忽然定住了。清明得吓人，像把刀子从喉咙里翻出来，亮在眼睛里头。
“让他们逼死的。”
中山装老头站起来。
他声音不高。还是客客气气的。
“德福。”
就两个字。但张德福的肩膀明显往里缩了一寸。
姜乐站起来。她把搪瓷缸子搁在地上，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——竹板。她自己的板子。标签上几个字让时间磨得模糊了，“姜乐·三元里”，霍铮的笔迹还在上头。
她左手拿自己的板，右手拿她爸的板。
两副竹板在手里掂了掂。
“张德福。”她说，“我爸教过你什么规矩。”
张德福眼眶红了。不是哭。是眼眶子让血充的，毛细血管一根一根往外鼓。
“学艺先学做人。做人先学规矩。”
“规矩是什么。”
“师父的活儿，不唱给外人听。”
姜乐转过身，看着满屋子的人。二十来号，手里有核桃的、有紫砂壶的、有录音机的。他们脸上没有慌张。个个都有点底子，见过场面，知道怎么在沉默里头积蓄压力。
中山装老头端起紫砂壶，抿了一口。
“姜老板。你父亲的段子，放我们这儿是供着的。每年腊月二十三，我们摆香案，请你父亲的照片。规矩，我们懂。”
“你们懂个屁。”
姜乐声音不大。但每个字都跟竹板敲在骨头上似的，闷响。
“你们把他的段子录下来，把他的徒弟关在这儿，让他唱，唱了七年。这叫什么规矩。”
老头把紫砂壶搁下。
“张德福是自愿的。”
“你让他自己说。”
张德福站起来。他的腿在抖，但不是怕。是从骨子里往外涌的东西太多，身体装不住了。
“七年前我在火车站扛大包。”他说话声音粗粝，但每个字都清楚，“顾先生找到我。说能让我重新唱戏。他有师父的全套录音，三百多段，扒下来的，一句不差。他说只要我照着唱，按月给我开工资。”
“你唱了。”
“唱了。”
“后来。”
“后来我不想唱了。他们把我关在旅馆里。三天。不给饭吃，不给水喝，放师父的录音，一个段子循环一整夜。循环了三夜。”
张德福把棉袄袖子撸上去。
手腕上有一圈疤。不是刀割的，是指甲抠的。旧伤，愈合了又抠开，再愈合再抠开，最后长成了一层硬皮。
“第四天早上我接着唱。”
姜乐攥着竹板的手在发抖。她控制着。一点一点把发抖摁回去，摁进骨头缝里。
她转过身，看着中山装老头。
“顾先生。”
老头不说话。默认了。
“省城大剧院终场。你打算怎么安排。”
老头笑了一下。这个笑跟刚才不一样。不是客气。是稳。稳得像棋盘上落了一颗子，胜负已经定好了。
“姜老板。大剧院那场，我们不打算安排什么。票已经卖光了。省文化厅的章，零场租，你本事大。”
他把紫砂壶搁在旁边的小茶几上。茶凉了，叶子沉在底上，水面纹丝不动。
“但你爸当年站的那个台子，不是大剧院。”
姜乐手心里的竹板咯吱响了一下。
“省城曲艺团小剧场。一九七九年腊月二十三。你爸最后一场，唱的就是《枪挑》。唱完第三段，人倒在台上。抢救了四十分钟，没救回来。死因——脑溢血。”
姜乐站在原地没动。搪瓷缸子在地上，水凉透了，缸底磕掉瓷的那块地方，白铁皮子在灯下反着光。
“为什么倒在台上。”
老头不说话了。
张德福在旁边低低地接了一句。
“因为他不能不唱。”
姜乐闭上眼。
脑海里浮出一个画面——苏红师姑说过的话。姜云天最后那几年，晚上不睡觉，坐在床边拿手指画脸谱，画完擦掉，擦掉再画。没人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。
现在知道了。
他在想怎么活着从台上走下来。
“你们当时都在。”姜乐睁开眼，看着满屋子的人，“我爸最后一场，你们都在台下。”
有人低头。有人把核桃攥紧了。有人把录音机磁带退出来，手指在盒子上来回摩挲。
中山装老头摘下钢笔，插回口袋里。
“姜老板。你爸是我们这辈子听过最好的角儿。我们捧他。捧得起来，也能——”
“也能让他在台上站到死。”
老头没接话。但他眼神没躲。那双眼睛在说——对。就是这样。
姜乐把两副竹板合在一只手里。左手攥着，攥到指关节发白。
“张德福。”
“在。”
“三百七十二段。你全记在脑子里。”
“在脑子里。”
“好。”
她转过身往台阶方向走。走了三步，站住。
转过头，看着满屋子人。
“大剧院终场。下周三。欢迎顾先生带票友们来听。”
中山装老头抬起眼。
“你唱。”
姜乐没答。她看了一眼张德福。张德福站在空地中央，手里攥着那副旧竹板——姜云天一九七九年的板子。他眼睛里那股清明还在，刀锋似的，从棉絮袖口和抽动的嘴角底下透出来。
“德福。跟我走。”
张德福往前迈了一步。
中山装老头开口了。
“他走不了。”
姜乐回过身。
“为什么。”
“他欠我们七年工资。按月算。加上违约金。”
老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。折叠得整整齐齐，打开来，上头是打字机打的合同。最底下有签名——张德福三个字，歪歪扭扭，手指头蘸的红印泥，指纹模糊。
张德福看着那张合同，眼神里的刀子缩回去了。瞳仁重新变小，眼白扩大，嘴角开始抽。
姜乐没看合同。她盯着老头。
“多少钱。”
“不贵。三十万。”
姜乐沉默了。
旁边录音机没关，磁带空转，磁头吱吱地摩擦，在寂静里格外清晰。
她从内兜掏出一样东西。
海伦文化投资集团的烫金名片。苏琴的。背面一行字——“季度分红”。
她把名片拍在折叠椅上。
“三十万。周三之前到账。这是定金。”
她看着中山装老头。
“人，我现在带走。合同撕了。”
老头沉默了几秒。把名片拿起来端详。烫金在裸灯下闪了一下。
“姜老板。你爸当年要有你这么硬气，他不至于死在台上。”
姜乐转过身。一把拽住张德福的棉袄袖子。
“走。”
两个人往台阶上走。身后二十来号老戏迷没一个出声。
走到台阶口，姜乐回头看了一眼。地下室的白炽灯还在晃，紫砂壶搁在茶几上，茶凉透了。录音机磁带还在空转，没人按停止键。
她转过身推开井盖。外头冷风灌进来，梧桐树叶子刮过地面，沙沙响。垃圾站铁皮棚子上不知道谁搁了一盆快死的文竹，枯黄叶子在风里抖，根还扎在干透的泥里头。
张德福跟在她身后钻出来。他站在路灯底下，眼睛让风吹得眯起来，瞳仁里映着路灯的黄光。
“师父当年教我的最后一个规矩。”他说，“台上站着的，不能给台下跪。”
姜乐把手里的竹板递给他。她爸的板子，姜云天·一九七九。
“拿着。”
张德福接过去，手指头在字迹上摸了摸。
姜乐从兜里掏出搪瓷缸子，拧开盖子。凉透的白开水灌进嗓子，喉咙里那股涩劲儿让水一冲，反而更明显了。
她盖上盖子，把缸子往棉袄兜里一揣。
“周三。你跟我上台。”
张德福攥着竹板。那副板子在他手里抖了一下，稳住了。
姜乐抬头看了眼工人文化宫顶上的钟。十一点一刻。传达室的灯还亮着，哑叔收音机里的竹板声换成了晚间新闻，苏琴的声音不在里头，但搪瓷缸子磕掉的瓷还在，缸底没漏。
她迈开步子往巷子口走。布鞋底踩在干泥巴上，脚步声硬邦邦的，一声一声往巷子深处砸。
身后张德福跟着。棉袄袖子磨破了，棉絮往外钻，让风一吹飘起来，跟灰蝴蝶似的在路灯底下打了个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