姜乐嘴唇上的裂口结了痂。
她用舌头舔了一下，咸的。昨天渗出来的血丝干在唇纹里，喝茶的时候刺着疼。搪瓷缸子里泡的新茶已经凉了，杯底那块掉了瓷的疤还在，又多了道裂纹。
小芳上楼的时候手里捏着个信封，烫金的。
“省城商会，”小芳把信封搁在蓝布桌上，“刚才一个穿西装的送来的，说务必交到你手里。”
姜乐拆开信封。请柬红底金字，抬头印着“丙子年省城商界新春联谊会”，底下小字写的时间是明晚六点，地点在白天鹅宾馆宴会厅。
请柬背面有人用钢笔添了一句——“恭请姜乐女士光临。”
墨是蓝黑的，笔锋横平竖直，跟她爸写信用的力道差不多。
“谁写的这一句？”姜乐翻过来看落款。
“送信的人说，商会新来的副会长点名要见你。”小芳在桌对面坐下，“姓钱，钱百万。”
姜乐把这个名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没有。这几年她打交道的人里头没有姓钱的——剧场供应商、广告客户、文化局的干部，都没这个人。
“他怎么知道我？”
“说是在报纸上看过你的专访。”小芳顿了顿，“就是上个月省城日报那个。他还特意提了一句‘曲艺界的半壁江山’，原话。”
姜乐把请柬搁下。
糖瓷缸子里的茶水已经凉透了，杯底的茶垢浸了一圈褐色。她用拇指擦了擦请柬上那个“姜”字，烫金不掉色，指腹上留下的只有茶渍。
“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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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天鹅宾馆宴会厅里的吊灯是水晶的，一串一串垂下来，把光打成碎银子洒在餐盘上。
姜乐到的时候里头已经站了不少人。男的大多是西装，有几个打了领结；女的穿旗袍的穿套裙的都有。服务生端着托盘在人群里穿，托盘上的高脚杯里头晃着香槟。
姜乐穿的是那件深灰呢子外套，棉袄没换。进门的时候门口的迎宾看了她一眼，又看了一眼请柬，没拦。
她在角落找了张高脚桌站定，刚把外套扣子解开，就有人端着酒杯过来了。
“姜老板？”
是个五十出头的男人，头发染得发黑，身上西装料子好，袖口的商标是新剪的。笑的时候嘴角扯得很大，眼睛却盯着姜乐不动。
“钱总。”姜乐伸手。
钱百万握手的力道很轻，手心干爽，指节上戴了个老玉扳指，翠色有点闷，不像新玉。
“久仰大名，”钱百万把酒杯晃了晃，“你这几年做得好啊。曲艺界的半壁江山都在你手里了，我是看报纸才晓得省城出了这么个厉害人物。”
“钱总过奖。”
“不过奖不过奖。”钱百万从服务生托盘里取了杯香槟递过来，“我是做地产的，粗人。不过我这人有个习惯——看准的人，一定要当面认识一下。”
姜乐接过香槟没喝。杯子搁在手边，杯壁上凝了一层水珠。
钱百万跟她聊了大概十来分钟，问的都是场面上的事——联盟有多少人、一年能接多少场演出、剧场观众上座率怎么样。姜乐答得客气，但每回答一句就能感觉到钱百万在观察她。
不是生意人打量竞争对手那种观察。是屠户看活牛。
“对了，”钱百万话锋一转，“你们那个老文工团剧场——位置好啊。三元里那边现在地价涨得厉害，你那块地皮，产权是不是有点复杂？”
姜乐的手指在杯沿上停住了。
“钱总对剧场感兴趣？”
“随便问问。”钱百万笑着摆手，“我这人做惯了地产买卖，走到哪儿都先看地儿。职业病。”
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，但姜乐注意到他身后的随行人员——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男人，西装笔挺，手里拿着个大哥大——正在往窗边走。
大哥大举起来了。
不是打电话。
是拍照。
镜头对着的，是隔了三条街的老文工团剧场。剧场门口那棵榕树的树冠落了雪，白了一大片，剧场招牌上“三元里曲艺培训中心”几个字在路灯底下泛着黄。
姜乐把香槟杯搁下。
“钱总，”她声音不大，“咱们这一行讲究台上明着来。您这台下拍照的规矩，不太讲究。”
钱百万的笑容顿了一下。
就一下。嘴角的弧线塌了半秒，又拉上去了。
“陈秘书，”他头都没回，“手机拿出来。”
窗边的年轻人转过身来，脸上有点白。
“手机。”
陈秘书走过来，把大哥大搁在桌上。屏幕还亮着，相册里刚拍的三张照片——剧场的正面、侧面、还有门口那块地皮。
“删了。”
陈秘书的手指在按键上按了几下。删除的提示音响了三声。
“给姜老板道歉。”
“姜老板——”
“不用。”姜乐打断他，“钱总，我今天来是给商会面子。面子给了，话我也说明白——老剧场那块地，不卖。”
钱百万沉默了大概三秒。
然后他又笑了。这次笑得比刚才更灿烂，嘴角扯得更大。他从口袋里掏出张名片，推到姜乐手边。
“姜老板，这世上没有不能谈的价。你开个价，我听着。”
姜乐没动那张名片。
“钱总可知道那剧场里有多少把椅子？”
“这个——”钱百万回头看了陈秘书一眼，“你们查了吗？”
“四十七把。”姜乐替他说了，“全是空的。座上的人，十年前死的死散的散。钱总说的对，这世上没有不能谈的价——但有些东西，不卖。”
周围两三张桌上的客人已经闻到了不对。有个穿红套裙的中年女人端着盘子假装夹菜，耳朵全竖在这边。还有一个秃顶的男人放下了酒杯，目光在姜乐和钱百万之间来回瞄。
钱百万把笑脸收了。
不是板脸——是摘下来。像撕面具一样，笑纹一条一条从嘴角褪下去。
“姜老板还是再考虑考虑，”他的声音低下来，刚好能让姜乐听见，“这块地皮，市里也在看。规划局那边，我还能说得上话。”
他端起酒杯，碰了一下姜乐面前那杯没动的香槟。
“我敬你。”
仰头干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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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会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。
姜乐在电梯口被一个人拦住了。是个中年女人，穿墨绿色旗袍，头发盘得很紧，颧骨上搽了胭脂——正是刚才假装夹菜的那个。
“姜老板，”她递过来一张名片，“我姓陈，陈丽华。我闺女在文化馆上班，回头让她找您聊聊联盟的事。”
姜乐接了名片。这时候电梯门开了，里头站着一个戴金戒指的男人。
“姜老板！”那人一进宴会厅就认出她来了，“好久不见！”
姜乐愣了一下才认出来——马德才以前带过的徒弟，叫田伟，后来下海做了建材生意。
“你也在商会？”
“陪老板来的。”田伟转了转手指上的金戒指，这是他说话时的习惯动作，“姜老板，刚才你跟钱百万坐一张桌？他是不是打听剧场了？”
姜乐点了点头。
田伟左右看了看，声音压低了：“你小心点。钱百万我打过交道——他去年在城郊拿了一块地，本来是个农机厂的家属院，产权复杂得跟乱麻似的。他用了三个月，拆迁办、法院、规划局，一路绿灯。”
“什么手段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田伟又转了转戒指，“只知道农机厂那批老工人最后签了字，补偿款比市价低三成。有人不签，第二天家里就有穿制服的上门查户口。就是这么个手段。”
电梯门叮的一声关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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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乐回到家是十点多。霍铮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搪瓷缸子里泡着浓茶，面前的茶几上摊着一堆文件。
“钱百万找你了？”霍铮抬头。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“小芳打了电话。”霍铮把文件推到一边，给她倒了杯开水，“省检那边材料都交上去了。”
他说的是顾明的案子。姜乐嗯了一声，脱了外套挂到门后头，在霍铮身边坐下来。
“他想要剧场。”
霍铮没接话。他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，手指在杯壁上敲了敲——是他打快板的节奏，无意识的。自从学会那三下快板之后，他想事的时候手指总会敲东西。
“钱百万，市里有他的关系网。”霍铮放下缸子，“拆迁、规划、法院，他都能递上话。田伟跟你说农机厂的事了吧？”
“说了。”
“那事我听说过。当时派出所有人想查，被上头压了。”霍铮看着她的眼睛，“他要剧场，不会善罢甘休。”
姜乐低头看着手心里的搪瓷缸子。杯底那道新裂纹顺着瓷碴延伸了半寸，茶水正沿着缝隙慢慢往外渗。
“那就让他想。”
她站起来，走进卧室。
床头柜最底下的抽屉里有个铁盒子，上了锁。姜乐掏出钥匙打开，从里面取出一沓发黄的文件。
文工团老剧场产权证。房屋所有权人一栏写着“省城曲艺团”，底下盖着文化局的公章。证件边角磨得起毛，最上面一页还沾着水渍——是十年前师父把它交到她手里那天，外头下着雨。
姜乐把产权证书翻到最后一页。
夹页里插着一张旧照片。黑白的，边角泛黄。照片上站着四十七个人，穿着文工团的练功服，最前排蹲着师父，师父旁边是她父亲姜云天。
背面有几个铅笔字——“一九七九年十月。三元里。”
她把照片翻过来，看了很久。
客厅里霍铮还在翻文件，纸页沙沙响。外头街上又有自行车铃声，一串一串的，从楼下骑过。冬天还没过去，但夜里起的风已经没那么硬了。
姜乐把产权证放回铁盒，锁好。
抽屉推上。
手指碰上了搪瓷缸子。杯底的茶水已经漏光了，桌面上洇了一小摊渍。她把缸子翻转过来，看着那道裂纹。
然后拿起竹板。
这一次没有打。她把竹板搁在产权证铁盒上面，竹板标签上那个“姜”字还剩半边，其余的笔划早就模糊了。
外头风停了。
姜乐嘴唇上那道结了痂的裂口又绷开了，血丝慢慢往外渗。她没擦，只是用手指沾了一下，在产权证封面上按了个红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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