监察委的谈话室在二楼尽头。
走廊灯管是白的，照得墙皮发青。马德才坐在铁椅子上，手腕上的铐子没摘，搭在桌沿。对面坐着四个人——两个监察，一个记录员，还有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，灰西装，胸口别着妇联的徽章。
桌上摊开的材料摞了半尺高。银行流水单、星辰文化的工商注册信息、意向书复印件、许志国的工作笔记，还有三份证人询问笔录。最上头那份，是马德才签字按手印的合作经营协议。
“9月17号下午三点，你在星巴克和许志国第一次见面。”主问的监察人员翻开工作笔记，指着其中一页，“当时你说，剧场经营状况良好，年利润三十万以上。但同一时期，你向工商部门提交的年检报告上，利润数字是十一万。哪个是真的？”
马德才嘴唇动了动。
他嘴里发干。从昨晚被带进来到现在，喝了三杯水，嗓子还是涩的，舌头像粘在上颚上。拘留室的灯一宿没关，他窝在硬板床上，眼睛闭着，脑子转得像磨盘。
半夜三点的时候，他终于把整个局想明白了。
许志国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资本代表。星辰文化那五十万实缴资金，是监察委拨的办案经费。意向书上的违约条款，百分之四十的违约金——那不是坑，是诱饵。他马德才咬上去的时候，就已经输了。
“星巴克那次，我说的三十万——”马德才咽了口唾沫，“是预期。”
“预期？”监察人员从文件堆里抽出一张打印纸，推到他面前，“这是你发给许志国的微信截图。你说‘今年保底赚四十，明年翻番’。马德才，你知不知道这叫虚假陈述，构成欺诈？”
马德才不说话了。
旁边的妇联主任一直没开口，这时候拿起桌上的材料翻了翻，找到其中一页。她看的不是银行流水，是另一份东西——马德才年初写的《关于剧场经营整改的建议》，落款盖着文工团的公章。那上头列了七条，从演员管理到排片审批，条条都指向同一个意思：姜乐一个女同志，不适合单独经营剧场，建议由上级部门收回经营权。
妇联主任把材料放下。
“马德才同志。”她声音不高，但房间小，每个字都听得清楚，“你这份建议书写的时间，和你联络星辰文化的日子，前后没差三天。也就是说，你一边向上级主张‘收归公管’，一边私下找外部资本签合作经营。你是不是觉得，这剧场要么公家管，要么你管，总之不能让姜乐管？”
马德才抬起头看她。
“我——”
“你不用说理由。”妇联主任打断他，“我就问你一句。姜云天在世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跟他说的？”
马德才的脸一下子白了。
窗外有汽车喇叭声。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车，喇叭按了三下，闷闷的，像隔着层棉被。谈话室里没人说话。记录员停下笔，看着马德才。那支笔的笔尖悬在纸上，停了三秒。
马德才低下头。
“我跟姜云天说，”他的声音突然哑了，“剧场交给我，我替他看着。”
“替他看着，还是替你自己占着？”
马德才没回答。
走廊里有脚步声，不是皮鞋，是布鞋。越来越近。门开了，一个年轻干事探进头，手里拿着份传真纸。
“主任，那家资本方刚发来的函。”
妇联主任接过来看了两眼，递给监察人员。监察人员看完，把传真摆到马德才面前。
“星辰文化的母公司在香港。他们法务部连夜发函，终止和你的全部合作意向，并且声明一切协议是在你虚假陈述经营状况的前提下签署的。换句话说——”监察人员敲了敲那张传真，“你手里最后一张牌，成废纸了。”
马德才看着那张纸。
纸上的字印得清楚。抬头是星辰文化的红标，正文很短，就三段话。最后一段写着：“鉴于马某在经营状况、财务数据、决策权限等方面对合作方存在系统性不实表述，星辰文化即日起终止一切合作关系，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”
落款处盖着章，传真时间凌晨三点四十七。
三点四十七。
他被带进拘留室的时候是晚上九点。六个小时，这家资本从头到尾把事情撇了个干净。不是撇干净——是他们从来就没打算合作。从头到尾，他都是那条被钓的鱼。
马德才把传真推开。
“我能打个电话吗？”他问。
“打给谁？”
马德才张了张嘴。想说打给儿子，又想说打给律师。但最后他说的是：“算了。”
他从兜里摸出烟盒，空的。监察人员看了他一眼，从自己桌上抽了根烟递过去，把打火机也推过来。马德才点上，吸了一口，烟头那点红亮了一下。
妇联主任这时候开口了。
“省妇联明天会发一份通报。”她说，“以你这个案子为例，在全省文化系统明确一条规定。女性文艺工作者的经营自主权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或侵占。这条规定的名字，叫‘姜乐条款’。”
她把面前的文件合上，站起来。
“马德才，你不用打电话了。你儿子今早已经来过了。他在走廊里站了五分钟，没进来。”
马德才手里的烟灰掉在桌上。
监察人员没管那截烟灰。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新的文件，摆在马德才面前。纸质挺括，左上角有律所的水印，正文用三号楷体打印，标题是《永久退出剧场经营确认书》。
“你签了这份，从今往后和剧场再无瓜葛。”监察人员把钢笔递过去，“签在第十八条下方空白处。”
马德才接过笔。
笔是英雄牌的，笔杆上有一道划痕，划得深，露出底下的铜。他握笔的时候在发抖，抖得笔尖戳在纸上戳出个墨点。他在那个墨点旁边，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马字写得歪，德字少了一横。才字写到最后那一撇的时候，抖得收不住，划出去半寸。
他放下笔。
“别让我儿子知道。”他说。声音低得像从墙缝里挤出来的。
房间里没人接话。
记录员把那三份确认书收好，一份入卷，一份交给妇联主任，一份放进马德才面前的档案袋。档案袋封口的时候，马德才还盯着那支笔看。
他被带出谈话室的时候经过一楼大厅。大厅里的挂钟刚走过十点，太阳从东边窗户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拉出一块亮光。有个保洁阿姨在拖地，拖把碰在水桶沿上，发出很轻的响声。
马德才走出大门。
门口有三层台阶。他下第一层的时候趔趄了一下，旁边的人扶了他一把。他站直了，抬头看门头上那排字——市群众艺术馆。这块牌子挂了三十年，他在这栋楼里待了二十年。
三月中的风把行道树的叶子吹得哗哗响。马德才的背影矮下去，不是驼背，是整个骨架往下垮。阳光落在他肩膀上，肩胛骨撑起那件灰色夹克，褶子一条挨着一条。
他没回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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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乐收到消息的时候在后台。
剧场下午有场少儿曲艺培训班的活动，小芳在前头招呼家长，她在化妆间里对词。今天是帮霍小乐那一组排新编的快板，词儿是关于春天的，八句，用花辙。
手机震的时候她刚好念到第四句。
来电显示：霍铮。
“签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妇联明天发文。条款用的是你们剧场的案例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
她把电话挂了。化妆镜的灯泡闪了一下，上次电工说要换，到现在还没换。镜子里头的姜乐看着面前摊开的快板词，手里那支笔在纸上画了个圈。
小芳推门进来。
“姜姐，外头有个家长问秋季班能不能提前报名——咋了？”
她看见姜乐的表情。不是笑，也不是激动。是那种憋了很久的气终于吐出去的样子，肩膀松下来，搁在桌上的手微微张开着。
小芳愣了愣。
这时候座钟响了。那口老公文工团留下来的钟，铜摆锤来回晃着，敲了三下。姜乐站起来，从化妆台抽屉里拿出一份牛皮纸档案袋，抽出里面的文件。那是三年前父亲去世时，马德才以“协助过渡”为由拟的《剧场临时管理委托书》。上头写着：委托人马德才，受托人姜乐——但管理权限一栏里填的不是管理，是监督。
这份委托书，三年里马德才用得最勤。三不五时拿一份表格、审批单过来让姜乐签字，每次都说“这是过渡期必须走的手续”。
姜乐把委托书放到一边。
小芳手机又响了，是刚才那位男家长，说秋季班的报名表能不能提前填。小芳接起来，电话那头声音有点急，说孩子下学期要上小学了，只有这个时间段能学快板。小芳刚要说话，姜乐伸手把手机拿过去。
“这位家长，秋季班九月初开课，每周三下午四点半。名额六十人，现在报了三十七，还有二十三个，不急。”
电话那头说了句什么。
“行。我叫小芳给你加个名额。但不是提前付钱——是让孩子这周六来听一场相声。听完如果还想学，再来。”
她挂了电话，把手机递回去。小芳接过来，又看姜乐一眼。
“姜姐，马德才那事——”
姜乐把桌上的《临时管理委托书》对折，从边上撕开。纸撕得很慢，裂开的声音在安静的化妆间里特别清晰。她对折，再撕，又对折，再撕。直到那张委托书变成一小堆碎纸。
“小芳。”她把碎纸拢到手心里，站起来扔进垃圾桶，“归档。以后这剧场，干干净净。”
小芳愣了三秒。
“得嘞。”
窗户外头，剧场门口那棵槐树上的麻雀叫了两声。姜乐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一张快板词，纸上第三行写着“春风送暖入万家”——那是霍小乐的词，明天得教她调门儿。
她把那张纸压在化妆镜边上，回头看了眼垃圾桶里的碎纸。
手机又响。
这次不是霍铮。来电显示是个座机号码，陌生来电。姜乐接起来。
“姜乐同志吗？这里是省妇联办公室。明天上午的通报会，想请你来参加。稿子我们拟好了，但有一段需要你本人确认——”
“几点？”
“九点半。”
“好。”
她挂掉电话。化妆间门外的走廊里传来脚步声，不是大人的，是几个小孩在跑。霍小乐的声音从门缝里挤进来：“姜老师！姜老师！我的快板摔地上啦——竹片松了一根！”
姜乐把镜子边的快板词拿起来，推门出去。
走廊里霍小乐蹲在地上，手里拿着副快板，竹片散了，红绸子拖在地上。旁边俩小孩围着看。姜乐蹲下来，把竹片按回去，红绸子重新缠了两圈，拽紧。
“昨天不是教过你怎么缠吗？”
“忘了。”霍小乐歪着头看她，“姜老师，我爸说坏人被你送进去了。”
姜乐把缠好的快板塞回她手里。
“不是你爸说的。是你听到你爸打电话说的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因为你爸打电话从来不用‘坏人’这个词。”
霍小乐眨眨眼，没听懂。旁边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拉了拉姜乐的袖子：“姜老师，那个马伯伯以后还会来吗？”
姜乐站起来，把那堆碎纸的事情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
“不来了。”
走廊尽头的座钟又敲了一下。这次只有半拍——钟停了，钟摆还在惯性下晃了两下，然后停在正中间。
厨房里的水龙头没滴水。窗外那只麻雀飞走了。
姜乐拉着霍小乐的手往排练厅走，嘴里哼起一段没词的调子。那曲子很慢，三拍子，听着像摇篮曲，但编进了一段快板的过门。
霍小乐跟着哼，老槐树的叶子在风里晃了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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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妇联的通报文印好的时候，印刷厂的货车正从城西往外运。车厢里摞着五包纸，牛皮纸封条上印着红字：《关于保障女性文艺工作者经营自主权的通知》。附件的第一个案例编号，用的是姜乐剧场的备案号。
同行圈子里有人说了一句话，当晚就传开了。
“姜乐这一仗，赢的不只是剧场。”
晚上九点，姜乐坐在办公室窗前，把今天的文件归档进铁皮柜。柜子抽屉拉到最后一格，里头放着她父亲那张节目单，玻璃板压着，照片里姜云天抱着七岁的她。
她关上抽屉。
座钟的钟摆又晃起来了。
下午在排练厅的时候，霍小乐的竹板第三次散了架。姜乐正蹲在地上修，听见门口有人走进来——是霍铮。他今天没穿警服，换了件深蓝的夹克，左手腕缠着新的纱布，胶布边上露出一小截消毒棉签的杆儿。
“妇联那边打电话了。”
姜乐把红绸子绑紧：“刘姨知道了？”
“嗯。”霍铮拖了把椅子坐下，“她看完通报说了句话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没说难听的。”
姜乐把修好的快板掂了两下，递给霍小乐。小孩接过就跑，竹板啪啪响了两下。
窗外的路灯亮了。
霍铮站起来，走到座钟前。钟是老的，表盘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痕，从上头“12”那个罗马数字蔓延到第三档的发条孔。他用舌尖抵了抵上颚。
“还有个消息，”他说，“顾明的大儿子前天飞香港了。”
姜乐转过头看他。
“不是跑。是他妈的娘家人叫回去的。老方的线报——顾明已经两个月没联系那边了。”
窗外的风把槐树叶子吹得哗哗作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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