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点，省厅刑侦支队的大会议室里烟味呛人。
霍铮靠在椅子背上，左手袖子卷到胳膊肘——那一截烧焦的布料已经被剪刀裁掉了，露出来的前臂上烫红的地方涂了一层药膏，在白炽灯底下反着光。桌上摊着谢广才会所的平面图，红蓝铅笔圈出来的区域占了大半张纸。
“地下室入口在书房博古架后面。”霍铮用铅笔点了一下图纸，“婉君交代的暗门位置没错，但里头还有夹层。第一次搜查漏了。”
刘大队把烟头摁进已经满出来的烟灰缸里：“夹层里有什么？”
“铁盒子。手写指令、三张不同名字的身份证、一把钥匙。”霍铮拿起证物袋，透明的塑料袋里躺着一串钥匙，其中一把铜质的，齿已经磨得发白，“这把钥匙不是会所的。锁孔型号对不上。”
“境外的东西？”
“还在比对。”霍铮把证物袋放下，“但那些指令上有笔迹，跟姜云天账本里夹层的半张纸条——是同一个人写的。”
刘大队沉默了两秒。
“老戏迷。”
“对。”
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一个年轻警员探头进来：“霍队，婉君安顿好了。她说想见你。”
霍铮站起来，拿起椅背上挂着的警服外套。
“先去看她。回来再审谢广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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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置室的走廊很长，日光灯管一根接一根，照得地板砖泛着青色。婉君被安置在走廊尽头那间屋子里——不是审讯室，是证人保护用的临时住所。门口站着个女警，看见霍铮过来，点了点头。
“她喝了杯热水，别的什么也没要。”
霍铮推门进去。
屋子不大，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。婉君坐在床沿上，身上还穿着堂会那天晚上的衣服——一件墨绿色的旗袍，外头披着女警给的制服外套。她手里捧着一个搪瓷杯，杯口冒着热气。
听见门响，她抬起头。脸上的妆花了，眼线晕成两团黑，但眼睛里那种空洞的东西没了。
“霍队长。”她的声音很平，“地下室那边——找到那个夹层了？”
“找到了。”霍铮在她对面坐下，“铁盒子里的指令，是你说的那些？”
婉君点了一下头，低头看着搪瓷杯里的水。水面上漂着一片没泡开的茶叶。她盯着那片茶叶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他收养我，不是为了让我当女儿。是为了让我帮他看那个地下室。”
霍铮没说话。
“我在底下待了三年。”婉君的语气像在说别人的事，“每天早晚下去一次，检查温度和湿度。那些瓶瓶罐罐的，有的要恒温，有的要恒湿。他说这是文化，是老祖宗的东西。”她把搪瓷杯捧到嘴边喝了一口，动作很小，嘴唇沾了一下水面就放下了，“地下室里永远是冷的。夏天也冷。”
门口的暖气片发出轻微的水流声。日光灯管闪了一下，又稳住了。
霍铮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，抽出一根递给她。
婉君看了一眼，摇头：“他不让我抽烟。”
“他不在了。”
婉君愣了一下，然后伸手接过烟，夹在指尖。她没点，就那么夹着，看着烟卷上的白色过滤嘴。
“夹层里的钥匙，”霍铮说，“你知道是哪儿的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婉君摇头，“他那个夹层从来不让我碰。我只是知道有。”她停了一下，“但我记得一件事——每个月十五号，他会从夹层里取出一个信封，然后出门。回来的时候信封就没了。”
“去哪？”
“码头。每次都是码头。”
霍铮脑子里过了一遍谢广才的会客记录——码头那边确实有一间茶楼，谢广才每周去一次，记录上写的是“会友”，但从来没见过他带人回来。
他把这个信息存进脑子里，站起来。
“你先在这儿休息。明天有人带你去医院做检查。”
婉君抬起眼皮看他。
“霍队长。你们抓到他的时候，他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？”
霍铮想了想。
“害怕。”
婉君把搪瓷杯放在桌上，杯底磕在桌面上的声音很轻。她低头看着自己旗袍上绣的梅花，拇指在花瓣上蹭了一下，蹭掉了一点灰尘。
“那就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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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讯室的灯比走廊里的更亮。
谢广才坐在审讯椅上，身上的西装已经换成了统一的看守所马甲，但里头那件衬衫领子还是白的，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。他的律师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一个穿深灰西装的中年男人，公文包放在脚边，手里夹着一支没打开的钢笔。
霍铮推门进去的时候，谢广才抬了一下眼皮。
“谢广才。”霍铮在对面坐下，把文件夹摊开，“地下室夹层里那些指令，谁写给你的？”
谢广才的律师开口了：“我的当事人有权保持——”
“我还没问完。”霍铮打断他，眼睛盯着谢广才，“铁盒子里的身份证，三张。一张是广东的，一张是福建的，一张是东北的。你拿了三个不同的名字，准备给谁用？给你自己，还是给你儿子？”
谢广才的眼角跳了一下。
“一切等律师处理。”他说完这句话，把嘴唇抿成一条线，看着桌面不再开口。
霍铮也不急。他把文件夹里的一张照片抽出来，推到谢广才面前。那张照片是地下室里拍的——证物袋里的平安锁，银质的，锁面上刻着一个“泽”字。
谢广才看见那把锁的时候，手指在桌面上动了一下。动作很小，但霍铮看见了。
“你在会所办公室抽屉里压了一张照片。”霍铮又从文件夹里抽出第二张照片，“你儿子的，对？他叫谢明泽，十四岁，在美国麻省一所私立中学读书。”他把照片放在平安锁旁边，“你每个月往境外账户上打的钱，除了买文物，还有一笔是给他交学费的，对？”
谢广才的喉结滚动了一下。
律师皱眉：“霍队长，你这是——”
“我还没说完。”霍铮的语气很平，“谢广才，你以为‘老戏迷’会保你，对？你帮他守着那批货，他帮你看着你儿子。”他把第三张纸放到桌上——那是一份国际航班出港记录，打印出来的，日期是今天下午五点，“但你儿子在国外的担保人，今天中午十二点二十分，已经坐飞机离境了。”
谢广才死死盯着那张出港记录，手指开始发抖。
“他弃了你这颗子，谢广才。”霍铮把平安锁往前推了一点，“你应该比我清楚。他弃子的时候，从来不打招呼。”
审讯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。
暖气片里的水流声在安静中变得特别清楚，咕嘟咕嘟的，像一个在水底下说话的人。
谢广才忽然笑了一声。
他抬起头，眼角有些红，但脸上挂着一种被逼到墙角之后反而松懈下来的表情。
“霍队长。”他的声音有些哑，“你知道‘铲子’吗？”
律师立刻伸手拉他的胳膊：“谢先生，我建议你——”
“别建议了。”谢广才挣开律师的手，看着霍铮，“老戏迷每次找我拿货，会派一个人来。这个人叫‘铲子’。现金交接，不留单据，不见第三个人。”他停了一下，“铲子的真名叫马勇。他在省文化厅保卫科工作。”
霍铮的瞳孔缩了一下。
省文化厅。
——跟姜云天当年失踪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地点，只隔了一层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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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晨四点半，霍铮从审讯室里出来，在走廊里给姜乐打了个电话。
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。姜乐的声音听着不像刚醒——应该是已经起来了。
“他开了。”
“开了。”霍铮走到走廊尽头，压低声音，“‘铲子’，马勇，省文化厅保卫科。跟老戏迷对接的人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然后姜乐说了一句：“文化厅保卫科。我爸那一辈的堂会，每次请领导坐镇，主办方都会安排一个保卫科的人在现场负责‘安保’。”
“‘安保’不是安保。”
“是对接。”姜乐的声音很稳，“人到了，东西交到谁手里，钱从谁手里走，都得有一个人在中间当保险丝。这个人不需要知道太多，但位置必须对。”
霍铮靠在墙上，把手机换了个耳朵。
“今天下午的堂会——谢广才最后那张牌，被你们截住了。但老戏迷把‘铲子’留在文化厅，说明他还有下一步棋。”
姜乐那边传来翻页的声音。然后她说了一句话，语气很平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板上。
“那就顺着他下一步棋，把这个人挖出来。”
霍铮听着电话里的翻页声，心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“你还没睡？”
“睡了一觉。”姜乐说，“后来做了个梦，醒了。梦见我爸在顺风旅馆里写账本，写到谢广才那一页，笔没墨了。”她停了一下，“他说，这个人的名字得用红笔。”
霍铮没说话。
“我再睡会儿。”姜乐的声音稍微软了一点，“你那边收尾了早点回来。面还能再热。”
“好。”
挂了电话，霍铮站在走廊里，看着窗外天边泛起来的青色。码头的灯还亮着，但颜色已经从橙黄变成了灰白。再过一会儿天就亮了。
谢广才被带走的消息，今天早上就会登上省城新闻的头版。
但真正的大鱼还在水底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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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乐挂了电话，没有回卧室。
她坐在写字台前，面前摊着姜云天的账本。牛皮封面上的字迹已经有些褪色，但“给我女儿姜乐”六个字还是清清楚楚的。
她翻到末页。
顾明的名字旁边，那个叉的墨迹早干了。
在这行字下面，还有一长串名字。她已经划掉了好几个了——“顾明”旁边是“谢广才”，谢广才旁边，是一个还没被划掉的名字：马勇。
姜乐拿起笔，拔开笔帽。
笔尖悬在马勇的名字上，停了几秒。
然后她把笔帽套回去，放下笔。不是现在。这个人还没落网。等抓住他，再划这个勾——不迟。
她把账本合上，站起来走到窗边。
楼下那条路上，路灯还亮着。黑色桑塔纳的停车位是空的——今晚没人来。码头的方向，最后一辆警笛声也远去了。空气里只剩下凌晨特有的凉意，隔着窗玻璃都能感到冷。
姜乐抱起胳膊，在窗前站了一会儿。
然后她回到写字台前，拿起手机发了条信息给霍铮。
“查一查马勇的文化厅排班表。看下周三晚上，他值不值班。”
下周三，是省文化厅年前最后一场招待堂会的日子。
发完这条信息，姜乐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，重新拿起笔。
这次她没翻账本，而是打开了桌上的笔记本，翻到新的一页。在空白的第一行，她写下了两个字：
铲子。
然后画了一个箭头，箭头另一端写着：老戏迷。
再画一个箭头，指向一个问号。
她盯着这个问号看了很久，然后抬头看向窗外。
外头的天，快亮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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