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大壮在拘留所里待了三天。
不是单人号子。八人间，上下铺，他睡下铺靠墙那一张。同屋的有醉驾的货车司机，有跟邻居动手的退休工人，还有一个半夜总翻身的老头，床板吱嘎吱嘎响。
第三天上午九点，管教来敲门。
“赵大壮，你律师来了。”
赵大壮从铺上坐起来。右手手指蜷着，掌心朝上搁在膝盖上一——跟那天抓进去时一个样。他站起来往外走。右手始终垂着，没用力。
会见室不大。一张方桌，两把椅子，墙角装着监控探头。律师四十出头，金丝边眼镜，公文包拉链上挂着律师事务所的铜牌。
“赵先生，您家里人让我转达——孩子这次月考进前十了。”
赵大壮没接这茬。他坐在椅子上，左手搁在桌面上，右手还是垂着。
“我写了个东西。”他说。
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信封没封口，里面三张纸，抬头印着“实名举报信”四个字。
“您按过手印了？”
“按了。”
律师把信纸抽出来，扫了一眼。第一行写着“被举报单位：希望剧场”，第二行“被举报人：姜乐”，第三行“举报事项：非法洗钱”。
“您知道，”律师推了推眼镜，“实名举报一旦提交，您要承担法律后果。如果查无实据——”
“我当了二十年警察，这条我比你熟。”
赵大壮说这话的时候，左手摊开，五根手指按在桌面上。指腹上有老茧，是长年握枪磨的。他用指尖敲了敲桌面。
“我举报。实名。”
律师把举报信收好。
会见结束的时候，赵大壮站起来。走到门口，他回头看了一下墙角的监控探头。
“那些账目——每一笔我都知道怎么进来的，怎么出去的。”
他还想说，没说出来。管教推开门，示意会见时间到了。
赵大壮走出会见室。走廊里日光灯管闪了一下，他右手手指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，在裤缝上蹭了两下。
律师当天下午就把举报信递到了市文化局。同时抄送了市纪委、市税务局、市审计局。
复印件发给了三家媒体的记者邮箱。
当天傍晚六点，本地新闻客户端的头条推送弹出来——“希望剧场被实名举报涉嫌洗钱，举报人为前警察”。二十分钟后，第二条推送跟上来：“举报人赵大壮系姜乐丈夫前同事，曾在四天前因涉嫌巨额贿赂在慈善拍卖会上被当场抓获”。
这两条新闻绑在一起，传播速度比单条快十倍。
评论区炸了。
“狗咬狗？”
“警察举报洗钱，警察自己被抓——这戏好看。”
“希望剧场不是那个搞老城区记忆活动的剧院吗？”
晚上七点。希望剧场门口。
姜乐在化妆间里卸妆。下午排了一出新戏，是大鼓书艺人的段子——省城来的老艺人，六十五岁，嗓子好，大鼓敲了三段不带喘的。
小芳推门进来的时候，姜乐正摘耳环。
“老板，门口来记者了。”
姜乐看了眼镜子。镜子里她的脸没什么表情。
“几个？”
“外面五辆采访车。摄像机架了三台。都市晨报、晚报、省台社会部，还有两个网络媒体的——”
“让他们在前厅等。”
小芳愣住。
“前厅？”
“剧场大厅。别让人站在门口吹冷风，十一月了。”
姜乐站起来。右手指尖上那道碎玻璃扎的伤口还没好彻底，结了痂，她习惯性用拇指蹭了一下。痂没裂。
她走到后台的电话机旁边，拨了个号码。
“老会计，你明天早上来剧场。把你那儿的东西带上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。
“要哪一年的？”
“全带来。”
“我有四年的。”老会计说，“从接手第一天的。”
“够了。”姜乐把电话挂上。
她从化妆台抽屉里拿出一个塑料文件夹。夹子磨旧了，封皮上印着广告——“农信社储蓄，利国利民”。翻开，里面一沓纸，边缘发黄。
那是希望剧场从开业第一天起的每一张银行入账单。收款方写着“希望剧场”，用途栏写着“场地租金”“演出收入”“社会捐赠”。每一张都有银行的蓝戳。
姜乐把文件夹夹在腋下，走出化妆间。
走廊里铁头靠在墙上抽烟。看见姜乐出来，他把烟掐灭在鞋底。手指摸了摸腰间的对讲机——习惯性动作。
“让他们录音？”他问。
“让。”
前厅里记者站了半个屋子。
三台摄像机，其中一台就架在入口处，镜头对着舞台方向。另外两台一个在左侧，一个在中排长椅上架着。打光板的，拿采访本的，举录音笔的，还有两个记者正蹲在地上调试无线麦接收器。
姜乐从侧门走进前厅的时候，摄像机镜头齐齐转过来。
一个戴棒球帽的记者最先开口：“姜总，赵大壮实名举报希望剧场从事非法洗钱行为，你对此——”
姜乐走到舞台前面，站在第一排长椅和乐池之间的过道上。
“欢迎审计部门随时来查。”
她说得很平静。
“希望剧场的账目从开业第一天起就是公开的。每一场演出的门票收入、每一个月的场地租金、每一笔外部捐款——入账记录、银行回单、税务局完税证明，三证齐全，可以当场对账。”
记者们有点意外。镜头后面的脸交换着眼色。
棒球帽记者翻了一下采访本：“可是赵大壮在举报信里提到，你们剧场——”
“他提到什么？”
姜乐把塑料文件夹搁在前面那把长椅靠背上。
“说到洗钱，总得有三样东西：资金来源、去向、中间环节。他举报信里提到哪一笔账有问题？什么时候进的，转给谁了？”
棒球帽闭嘴了。翻本子的动作快了些，像是在找什么。
一个女记者从后排站起来。省台社会部的，脖子上挂着媒体证，脸瘦，眉骨高。
“姜总，审计部门如果介入调查，你们剧场会暂停营业吗？”
“为什么要停业？”
“配合调查——”
“配合调查不代表关门。”姜乐说，“除非审计部门出具正式停业通知，盖上公章。否则明天晚上该唱快板的唱快板，该演大鼓戏的演大鼓戏。”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把文件夹从长椅靠背上拿起来，递给小芳。
“把这个复印。每位记者一份。”
小芳接过去，跑进后台。
前厅沉默了好几秒钟。
铁头站在门口，右手指夹着烟——没点着，烟卷夹在手背上，指节捏得发白。
他从裤兜里摸出一个打火机。手指在滑轮上蹭了三下，没打着火。
一个穿灰夹克的记者凑过去：“请问——”
“我没有。”铁头说，“她没有。”
他把打火机塞回兜里。烟卷揉碎了扔进门口垃圾桶。
一个小时后。
姜乐坐在办公室。桌面上摊着明天要演出的节目单，大鼓书排在第三段。她用红笔在“调音时间”那栏打了个勾。
小芳推门进来。
“复印完了。一人一份。”
“记者都走了？”
“省台那位没走。她在一排长椅上坐着吃盒饭，说要等明天早上审计组来。”
姜乐停住笔。
“盒饭哪来的？”
“她自己带的。保温袋。”小芳说。
姜乐把笔搁下。走到窗边，掀开窗帘一角。
剧场门口停车场。三辆采访车还在。最外面那辆省台的车，车顶天线收了，车窗玻璃映着路灯的光。
第三排长椅上，高颧骨的女记者正拆筷子。保温盒打开，冒出一小股白气。她低头扒了一口饭，腮帮子鼓起来，筷子夹了块红烧肉。
姜乐放下窗帘。
她的手机响了。
电话那头是市文化局的。
“姜乐同志，鉴于赵大壮的实名举报，文化局和审计局明天上午将组成联合审计组，对希望剧场的财务状况进行全面核查。审计期间，建议你们暂停大型演出。”
姜乐沉默了两秒。
“核查可以。停演免谈。”
她把电话挂了。
铁头从外面走进来。裤兜里扔着揉成团的烟盒，空了。
“真不停？”
“不停。”姜乐说，“停了就是心虚。停了明天那场大鼓——你让老艺人怎么想？”
铁头没说话。他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掏出个新烟盒，拆开塑料膜。
“那你得给审计组准备茶水。”他说。
“准备了五年的账本，你觉得够不够？”
晚上十点。
霍铮回到家里。姜乐已经坐在餐桌前，面前摊着刚从老会计那儿取来的全部账本。十五本，按年份摞好，最上面是三本黑皮账本，里面夹着塑料卡，标着“月支出明细”“社会捐款去向”“捐赠人确认签名”。
霍铮脱下外套挂门后。走到桌边，看他媳妇正核对一本支出账。右手食指顺着数字一格格往下挪——受伤的指尖已经洗干净了。
“您有新的短信——请查收。”姜乐的手机响了一声。
她没抬头。把手机递给霍铮。
霍铮接过去。屏幕上显示两条短信。
第一条：“老会计说账都在这儿了。查，看谁敢说查不明白。”
第二条是银行短信。显示一个尾号为四位数零七三的账户，刚刚存入一万三千块。备注一行字：“省城大鼓戏老艺人发演出预付款”。
霍铮拿出烟。没点，搁在耳朵上。
“赵大壮的律师——我查了一下。律所最近三个月接了三十二起报案人委托，全是实名举报。时间点都在对方起诉或提审前三天之内。”
姜乐从账本上抬起眼睛。
“这是有套路。”
“一个模子出来的。”霍铮把烟拿下来，“举报—媒体报道—舆论施压—审计介入。你就算账是干净的，审计封你一个礼拜，等你自证清白——名声已经毁了。”
姜乐合上账本。手指压在黑皮封面上。
“但他搞错了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我等的就是他请审计。”
她从桌上拿起那个夹着入账单的塑料文件夹，抽出最下面那张纸。
那是希望剧场开业第一个月的银行对账单。最后一行字是捐款收入——三笔。最大一笔八千块，附赠言：“给老剧场——老街坊刘”。
汇款日期是五年零四个月前。
姜乐把那张发黄的纸搁在十五本账本上。
“审计组明天来。老会计明天早上把那本‘旧账本’当着他们的面打开。”
霍铮看着她。
“你五年前就开始存这个了？”
“从第一天起。”姜乐说，“从希望剧场的招牌重新挂上去那天。”
她拿起了电话。
拨号音响了三声。
对面接起来——是个老年的声音，干哑，像砂纸蹭木头的动静。
“姜老板。”
“老会计，”姜乐说，“明天早上审计组来之前，把你那抽屉里的‘旧账本’拿出来。当他们面打开。”
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。
“五年的？”
“五年的。”
老会计在话筒里呼出一口粗气。
“柜子钥匙在裤腰带上系着呢。账本用牛皮纸包了三层，封口贴了腊。”他说，“明天早上，我第一个到剧场。”
姜乐把电话挂掉。手指还搭在听筒上。
窗外，十一月的风吹过停车场的积水洼。路灯倒影在水面上被吹碎了。
霍铮把烟从耳朵上拿下来，塞进夹克口袋。
“五年前那三张入账单——你是为了防谁？”
“为了防那个到今天还没露面的人。”姜乐说。
她看着摊满一桌子的账本。黑皮封面上，老会计用毛笔题了四个字——“收付清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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