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9年12月31日。
判决书下来是春天的事。等省里通知寄到，江城已经入了冬。
省城体育馆改了模样。篮球场铺上红地毯，主席台搭在三秒区，背后是三层楼高的倒计时牌，数字还黑着。灯光架子从天花钢梁上吊下来，一排一排的射灯，电线捆成束，用尼龙扎带勒紧。
体育馆外停着八辆信号车，省台的车身喷字掉了漆，露出底下旧车标。电缆从车屁股拉进场馆，从消防通道门缝里挤进去，在地上铺成黑蛇。有个穿军大衣的技术员蹲在配电箱旁边抽烟，对讲机挂在肩章上，隔十几秒响一声。
化妆间在运动员更衣室改的。铁皮柜子还在墙上钉着，锁眼生了锈，上面贴着打印纸——"嘉宾休息室，请勿吸烟"。
姜乐站在镜子前，深色西装，领口翻出来，没系扣子。镜子边角有道裂纹，从左上裂到中间，用透明胶粘过，胶带边缘翘起来，沾着灰。
她抬手整理领子，手指在领口停了一下。
九个月前，她家厨房橱柜里搜出炸药的那个晚上，她穿着睡衣站在楼下，脚上趿着拖鞋。旁边楼上邻居家的灯全亮着，有人在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往下看。老秦拆完弹从楼里出来，手套摘下来，手背上的青筋还鼓着。
那天的冷和今天的冷不一样。那天是春寒，风里有泥土味。今天是干冷，风吹在脸上像刀片刮过。
门把手响了。
霍铮推门进来。
他穿着警服，肩章是新换的，袖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。警徽在胸口，被化妆间的日光灯照得发亮——新擦过，铜面上没有指纹印。
他手里捏着个东西。
姜乐从镜子里看他。霍铮走到她旁边，把手里东西搁在化妆台上。一颗姜糖，塑料袋裹着，糖纸拧得紧，两头翘起来。
“含着。”他说，“上台不口干。”
姜乐拿起来，剥开糖纸。姜糖有点软，在指腹上留下细白糖粉。她塞进嘴里，辛辣味从舌根往上窜。
“你紧张吗？”她问。
霍铮站在她身后，手插在裤兜里。“我出任务都不紧张。”
姜乐在镜子里笑了。“那现在是出任务？”
霍铮停了两秒。
“不是。”他说。“是和你一起站在台上。”
化妆间外有人喊——“嘉宾准备，十分钟后上台。”
走廊里响成一片。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，咯吱咯吱。对讲机里有人在喊“二号机位推近”，声音失真的，像隔了层塑料布。有个女工作人员从门口跑过去，怀里抱着流程表，纸边被风吹得哗哗响。
姜乐把糖纸折好，放进西装口袋里。
霍铮伸出手，替她把领口翻好，手指擦过她脖子侧边。指节粗粝，带着枪茧，蹭在皮肤上有点扎。
“口罩呢？”姜乐问。
“什么？”
“你每次见我，不是带姜糖就是带口罩。”姜乐说，“这次怎么只带了糖。”
霍铮愣了下，然后笑了。眼角的细纹挤出来，左边那道深一点——是去年追王建时在楼梯上摔的，磕在台阶角上，留了道疤。
“口罩在车上。”他说，“想着体育馆里有暖气，用不上。”
外面有人拍门——“霍队长，姜老师，该上场了。”
体育馆里灯光全亮了。
主席台上摆着两排椅子，铺了红绒布，布边垂下来，被空调风吹得一掀一掀。台下坐了上千人，黑压压的人头。有人举着荧光棒，有人拿着省报发的节目单，纸边卷起来，在手心里攥成筒状。
摄像机架在正前方，镜头对准主席台。摇臂从左侧划过去，摄像机底下吊着的红灯一闪一闪。
主持人站在台中央，男的，四十来岁，省台新闻部的主播，头发吹得老高，喷了发胶。他举着话筒，声音从体育馆四角的音箱里炸出来——“下面请上来的，是省城法治建设和文化复兴的时代见证人。姜乐老师，霍铮队长。”
掌声炸开。
姜乐和霍铮从侧台走出来。
灯光刺眼。姜乐眯了一下眼睛，脚底下踩到红地毯接缝处，微微绊了一步。霍铮伸手托住她胳膊肘，动作很小，手掌在她肘弯处轻轻一推。
台下的摄像机推近了。
姜乐穿着深色西装，领口挺括。霍铮站在她右边，警徽被灯光打得晃眼，肩膀上的星杠在射灯下反出金属光泽。
主持人朝他们伸出手。
姜乐握住他的手，手指尖有点凉。
主持人又去握霍铮的手。霍铮握了一下，力道很轻——他知道自己手劲大，跟文化人握手从来不敢用劲儿。
“两位请坐。”主持人朝台上一指。
两人走过去坐下。椅子并排，扶手之间隔了二十公分。姜乐的右手搭在椅子扶手上，霍铮的左手搁在自己膝盖上。台下的人看不清他们上半身的细节，但桌子的挡板刚好遮住他们的手。
姜乐的手从扶手滑下去，滑到桌子底下，往右挪了一点。指尖碰到了霍铮的手背。
霍铮没动。
姜乐的手指伸开，捏住霍铮的食指和中指。
霍铮的手翻过来，掌心朝上，把姜乐的手指握住了。指节从她指缝里挤过去，扣紧。
台上灯光照在他们脸上。两人都看着前方，嘴唇抿着，表情挺严肃。
旁边坐着的是省厅一位领导，五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戴金丝边眼镜。他余光往下扫了一下，看到了桌子底下两人的手。嘴角动了动，没说话，把眼睛转回去，坐直了一点——那一瞬间的表情，是中年男人看见年轻人谈恋爱时特有的那种“装作没看见”。
主持人开始串词了。
他先介绍了姜乐——非遗传承人，马家长门的唯一传人，堂会重开的主办人，省台《江城夜话》的主播。每说一句，背后的大屏幕就切一张照片。有一张是姜乐在剧场舞台上站着，手里拿着快板，竹片竹节被汗浸成深黄色。有一张是她坐在电台录音间，戴着耳机，嘴唇离话筒只有一拳距离。
字幕在屏幕底端滚动——“收听率峰值2.3%”。
然后是霍铮——“王建案专案组骨干”，“赵大壮案主办侦查员”，“省厅刑侦支队副队长”。
照片切到霍铮。第一张是他在案发现场的侧脸，穿便衣，外套拉链拉到脖子，手里拿着笔记本。第二张是他站在表彰大会主席台上敬礼，肩膀挺直，手指并拢贴在帽檐边。
字幕打出——“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”。
姜乐转头看了一眼屏幕上霍铮的照片。
那张敬礼的照片，是去年秋天拍的。霍铮那身警服当时肩膀上的线开了，早上临出门姜乐帮他缝的。针脚不太匀，左边三针比右边密，霍铮穿上去，她说“别脱，晚上回来重缝”。霍铮说“没事儿，看不出来”。
现在照片上确实看不出来。
领导讲完话了。省厅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同志站起来，拿着稿子念了几句，“时代见证”“责任担当”“新千年新征程”，每句话后面台下都鼓掌，但掌声有点稀，后排几个人已经在低头看表了。
主持人又站起来，对着镜头说：“现在，距离2000年还有十五分钟。”
背后倒计时牌亮了。红色数字跳出来——15:00。
他转过身，看向姜乐。“姜老师，在倒计时之前，您有什么想对全省观众说的吗？”
全场安静了。
姜乐站起来。
椅子往后推了一下，红绒布被椅脚顶出一道褶。她接过话筒，左手托着话筒底部，右手握着话筒杆——这个手势她太熟了，电台录音间里每晚都是这个姿势。
灯光全打在姜乐身上。
台下黑压压的人头，看不清脸。但她知道有不少人是从江城来的。下午出发的时候，剧场门口站了一排街坊，老赵叔在售票台前抽烟，看她上车，把烟掐了，说了句“好好说”。
姜乐沉默了几秒。
不是忘词。
她转过头，看向霍铮。
霍铮坐在椅子上，手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，空着搁在膝盖上。警帽放在椅子扶手边，帽檐正对台下。
姜乐举起话筒。
“二十世纪最后十分钟，我想把时间留给——一个我最尊敬的人。”
她伸出手，把话筒递向霍铮。
霍铮愣住了。
台下有人倒吸了一口气。主持人站在旁边，嘴巴微微张开，流程表从手里滑下去，飘在红地毯上——他刚才那句“姜乐老师请发言”是台本上的最后一句，接下来的环节是倒计时，主持人自己该接话的。但姜乐没按台本来。
全场安静了一瞬。
然后，霍铮站起来，接过话筒。他站起来时，椅子腿在地上刮了一下，咯吱一声。
姜乐看到他的手在发抖。手指握紧了话筒杆，指节发白，但手指尖在微微颤。
这个人，在赵大壮拿着刀的时候手指从没抖过。在厨房里翻出炸药的时候也没抖。拆完弹老秦出来，霍铮站在警戒线外面，手掌按着塑料布，指头稳得像大理石。
可现在，他握着话筒的手指在抖。
霍铮把话筒举到嘴边。
他看了一眼台下。黑压压的人群。镜头红灯一闪一闪，那个红灯意味着全省几百万人正在看。
他又看了一眼姜乐。
姜乐站在他左边，两只手交握在身前，手指互相捏着，指节都被捏红了。
霍铮开口了。
“我不会说话。”
台下有人笑了。后排几个年轻人，笑声压得低，但在这安静里听着格外清楚。
霍铮停了一下。“姜乐教过我——不会说话的人就说真话。”
他握着话筒，声音又低又稳。
“真话就是——”
他又停了。这次停得久，久到旁边的主持人嘴巴动了动，想要接话。
“我是一个警察。”霍铮说。声音不大，但顺着音响传遍全场。“这十年，抓过很多人。”
“今年春天，有一个人对我说——我欠的是穿警服的自己。”
姜乐的手松开了，手指还在发红。
“这句话让我重新想了一遍这辈子该做什么。”霍铮说。他肩膀挺得直，警徽在灯光下一动不动的亮着。他深吸了口气。
“新千年，我想对师父说——”他的声音哑了一下。“警号我还在用。”
台下有人鼓掌。前排坐了十几个穿警服的，有老刑警，肩膀上的杠被日头晒得发白。其中一个人用袖子擦了擦眼角，然后使劲拍手。
霍铮转过头，看向姜乐。
“还有——”
他耳朵红了。从耳垂烧到耳廓，红透。话筒握在手里，指节没刚才那么白了。
“能和她站在这里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。”
这句话说完，他把话筒递给姜乐。
动作有点笨，话筒差点磕到姜乐的手指。姜乐接过去，看了一眼倒计时牌。
还剩一分钟。
姜乐没再说话。
她站在霍铮旁边，两个人并排，面对着台下的观众和摄像机。倒计时牌上的数字开始跳了——00:59、00:58、00:57。
台下的人站起来，有人开始大声倒数。声音从一开始的三两个人，很快变成了全场齐声喊。
“十！”
“九！”
姜乐转头看霍铮。霍铮也看着她，警徽反着光，脸上映着倒计时牌的红光。
“八！”
“七！”
姜乐在桌子底下找到霍铮的手，握住。这次霍铮的手指没抖了。他反过来握紧姜乐的手，手心热。
“六！”
“五！”
省厅那位老领导也站起来了，摘下眼镜擦了擦。
“四！”
主持人捡起地上的流程表，嘴巴张开又合上，干脆也站直了身体跟着倒数。
“三！”
体育馆顶棚炸开烟花。室内的冷烟火，银白色的光碎哗啦啦往下落，落在主席台上，落在警察们肩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