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午两点半，霍铮办公桌上的座机响了。
他接起来，是市局接待处老张的声音:“霍队，门口来了位女同志，五十多岁，说姓顾——顾明的爱人。点名要找专案组负责人。”
霍铮握着听筒的手指收紧了。他抬起头，姜乐正坐在对面翻上午从城北邮局取回的材料。帆布包搁在脚边，账本复印件的边角从包口露出来。
“顾夫人。”霍铮把听筒压在肩膀上，只说了三个字。
姜乐的手指在材料上停住了。她抬起头，跟霍铮对视了两秒。
“走吧。”她把材料拢好放回帆布包，拉上拉链，“该来的总是要来的。”
会面室在二楼东头。走廊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儿，混着打印机墨粉的气味。姜乐的帆布鞋踩在地板革上，鞋底发出轻微的摩擦声。霍铮走在她前面半步，右手推开会面室的门之前，先回头看了她一眼。
姜乐点了点头。
会面室不大。一张灰色铁皮桌子，四把折叠椅。窗帘是浅蓝色的，洗得发白，右下角有一块巴掌大的污渍。桌上搁着一只纸杯，水没动过。
靠窗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。
五十多岁的女人，灰白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，用一根黑色的发夹别住。穿一件深蓝色的确良外套，袖口磨出了线头,但洗得干净。坐姿直得像尺子量过——后背不靠椅背，两手交叠搁在膝盖上。手指关节有常年握笔留下的老茧。
姜乐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这个人身上有股子知识分子的劲儿，不是装出来的那种——是骨头里的。
顾夫人抬起眼。她的眼窝很深，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，但眼神不浑浊。
“我看到了报纸上那张太师椅的照片。”她的声音不高，每个字都说得很慢，“那张椅子，是我陪他去旧货市场挑的。1987年秋天。东城那个市场，现在拆了。”
霍铮拉开姜乐对面的椅子。姜乐坐下，帆布包搁在腿上。
“您来找我们，是要说什么？”霍铮的声音公事公办，但语气不硬。
顾夫人没有马上回答。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档案袋。牛皮纸的，边角磨出了白茬，封口的棉线缠了三圈，打了一个死结。
她把档案袋放在桌上，手指在上面压了一会儿。
“这些东西我留了十八年。”她松开手，把档案袋往前推了两寸，“我一直等着有人来问。但没有人来。”
姜乐接过档案袋。棉线解开的瞬间，一股陈年纸张的霉味冲出来。她抽出一沓泛黄的纸，第一页抬头印着红字——大金国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一份批文。
落款处签着三个字:顾明。
钢笔写的，墨迹已经变成深褐色。笔锋很重，纸背能摸出凹痕。
姜乐一页一页往下翻。时间、地点、案由、处理意见——每一栏都填得清清楚楚。她翻到第三页的时候，手指停住了。
上面记录的那桩命案，时间线正好对上她父亲查到的线索。
一模一样。
姜乐抬起眼:“你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？”
顾夫人把交叠的手松开了。她的手指在膝盖上摊平，又慢慢攥紧。
“因为之前没有人能让顾明真正害怕。”她看着姜乐，“我在报纸上看到审讯室的照片——他跪在地上。顾明这辈子没跪过任何人。”
会面室里安静了几秒。窗外有辆车发动，引擎声隔着玻璃传进来，闷闷的。
“你等了十八年。”姜乐说。
“我等他害怕，等了十八年。”顾夫人的嘴唇抿成一条线，“他变了的那年，我以为他会回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回不了头的。”
姜乐把那沓材料重新叠好，放回档案袋。纸页边缘蹭过她的指腹，纸张因为年代太久已经脆了，一碰就掉渣。
“我知道那种起点。”姜乐把档案袋放在自己面前，“我查了很多人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起点。”
顾夫人站起来。她的动作很慢，膝盖先撑直了，腰再慢慢挺起来。姜乐注意到她的手指在档案袋离开桌面时，无意识地往那边伸了一下——又收回去。
“他当年不是这样的人。”顾夫人站在门口，回头看了姜乐一眼，“他变了的那个起点，是一笔昧心钱。从那以后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”
她的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无名指上的一圈戒痕。没有戒指，只是皮肤上留了一圈发白的印子。
姜乐把档案袋放进帆布包，拉好拉链。
“谢谢您。”她说。
顾夫人推开门，走廊里的光线打在她背上，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她走出去的时候，步子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。
门关上。
姜乐把帆布包搁在桌上，拉开拉链，把档案袋里的材料一页一页铺开。泛黄的纸张铺了半张桌子，墨迹深浅不一，纸页脆得一碰就掉渣。
霍铮走过来，站在她身后，低头看着这些材料。他伸手拿起那份批文，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
“有了这些，可以批捕了。”他把批文放回去。
姜乐的手指按在最上面那页的日期栏上。指甲盖下面还夹着上午在邮局沾的灰尘。
“不急。”她说。
霍铮看着她。
姜乐把最后一页材料铺平，压在最下面那张纸上。纸张之间摩擦着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像枯叶子被风吹着跑。
“我要让他自己走进来。”
她的手指在纸张边缘轻轻敲了两下。
窗外的光线斜打进来，照在那些十八年前的墨迹上，把褪色的钢笔字映成了浅褐色。姜乐的帆布包搁在脚边，账本复印件的边角从包口露出一截，挨着疯子张那个洗得发白的旧布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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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天下午，霍铮去了看守所。
提审室在走廊尽头。铁门推开的时候，里面的空气闷热潮湿，带着一股铁锈味。王建坐在铁栏后面，身上穿着看守所的蓝灰色号服，胡子拉碴的，嘴唇干裂起皮。他低着头，两只手交握着搁在膝盖上，手铐没上。
霍铮拉过铁栏外面的折叠椅坐下。椅子腿跟水泥地面摩擦着发出刺耳的声响。
“老戏迷的案子快要开庭了。”霍铮说。
王建没有抬头。他的肩膀动了动，像是肩膀上驮着什么重东西。
沉默了很久。墙壁上挂着的风扇呼呼转着，扇叶上积了一层灰，转起来的时候灰往下掉。霍铮注意到王建的右手在膝盖上反复摩挲——无名指和食指之间，是常年握枪磨出来的硬茧。
“他的境外资金链，我经手过。”王建终于开口，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铁皮，“我作证。”
霍铮没说话。
王建的右手抬起来，停在左胸口那里。蓝灰色号服的胸口位置空空的——那里原本该别着警号的地方，只剩下一小片颜色深一点的布料。
“为什么？”霍铮问。
王建的手在左胸口那里停了三秒，然后慢慢放下去，重新握在膝盖上。他的指节发白。
“给那身警服一个交代。”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终于抬起了头。眼眶凹进去，眼球上全是血丝，但没有躲闪。
霍铮看着他。铁栏的影子打在王建脸上，把那张脸划成了几条。风扇继续转，呼——呼——呼。门外的走廊里有人在喊另一个犯人的名字。
“什么时间经手的？”霍铮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笔，摊开笔记本。
王建报出一个日期。
霍铮把日期记下来。笔尖在纸上沙沙划着，写到第三笔的时候停了一下——他想起姜乐刚才在会面室里铺开那些泛黄纸张时，纸张摩擦发出的那种枯叶子一样的声音。
他继续写下去。
提审结束后，霍铮合上笔记本。铁门在身后咣当一声关上，走廊里的声控灯闪了一下才亮。
他走出看守所大门时，外面的光线刺得他眯了一下眼。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——姜乐发来的短信，只有四个字:
“拼图齐了。”
霍铮把手机合上。捷达车停在路边的树荫底下，车顶上落了一层梧桐树的绒毛。他拉开驾驶座的车门，坐进去，把笔记本搁在副驾驶座上。
帆布包还在副驾驶座脚垫上搁着，包口敞着，姜乐没带走。
霍铮看着那个帆布包。账本复印件的边角从包口露出来，挨着疯子张那个洗得发白的旧布包。
他发动了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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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乐还坐在会面室里。
她把顾夫人留下的材料按时间顺序重新排了一遍。最早的那份批文放在最上面，最近的放在最底下。十二页纸，横跨十八年。
每份材料上都有顾明的签名。前几年的签名字迹很重，笔锋硬朗，纸背能摸出明显的凹痕。越往后，笔迹越潦草，最晚那份的签名歪歪扭扭，最后一笔拖出来的墨迹蹭花了。
姜乐把这些材料一页一页码好，放进帆布包里。拉上拉链的时候，她的手指碰到了包底那个旧布包——铁头昨天拿来的，疯子张留的。
她把旧布包拿出来，搁在桌上。
旧棉布洗得发白，边角磨出线头。她解开布包，里面是一副旧快板和三根绑绳。
竹片包浆厚得发亮，背面刻着“J.Y”——姜云天的缩写。绑绳换过三根，最后一次换的是棉线，接头处打了两个死疙瘩。
她把快板拿起来，掂了掂。
比她自己的那副沉一点。
会面室的门被敲了两下。小刘推开门，手里拿着一份传真件:“姜老师，省厅刚传来的——顾明已经被转到看守所了，案件审查材料今天下午送到专案组。”
姜乐把快板放回旧布包，重新系好。
“知道了。”
她把布包放回帆布包，拉上拉链，站起来。
桌上的纸杯里水没动过，纸杯壁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。她拿起纸杯，喝了口水。水是凉的，带着水管子的铁腥味。
她把纸杯搁回桌上，拎起帆布包斜挎在肩上。
窗外的光线已经开始偏西了。那十几页泛黄的纸张在帆布包里安安静静地躺着，每一页上都签着同一个名字。
姜乐推开会面室的门，帆布鞋踩在走廊的地板革上，鞋底发出轻微的摩擦声。
她走出去的时候，步子不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。
像顾夫人刚才走出去那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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